中評社：您所說的“統一後的規劃、藍圖、小範圍工作”，可以在福建示範區試行嗎？
汪明生：應該可以，但我們認為由平潭經驗來看尚未準備好，不能衹有一廂情願的宣傳而沒有投其所好的準備。現在很多問題在於，台灣同胞已經被帶偏，普遍對大陸有成見，不容易心平氣和（看待統一），這是事實。眼前支持民進黨的台灣民眾大概有四成，四成並非少數，而是“穩定數”，大陸如何爭取這四成？至於剩下的六成，可能不支持“台獨”，也不支持民進黨，但也不一定支持統一。
這就是為何2016年我們成立孫文南院的原因。孫文南院目前稍微具有一定的能見度與活力，由於運營組織本來就很困難，加上由學者牽頭，社會號召力觀感度比較好，但學者做不了組織動員的事情。我們認為，複雜事情應該提綱挈領簡單處理，否則治絲益棼，久拖不決。
中評社：提出“統好”概念到現在已經有4年時間，根據您個人觀察，這個概念在南台灣、在全台灣、以及在大陸，這三個不同層次的群體有何反響？
汪明生：這裡就要談到兩岸“南南合作”的歷程。我曾經帶領學生到社科院台研所拜訪，時任所長周志懷非常認真閱讀了我們準備的材料，2016年底他找到我，希望在廣西舉辦第一屆“兩岸南南合作發展論壇”，南南合作是二戰後聯合國提出的，也就是符合2021年大陸提出的台灣問題純屬內政，兩岸之間多談城市地區的民生發展，大陸南方與台灣南部在“不僅經貿，無需政治”下的全面合作。
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機緣，是因為剛才提到，在台灣1990年代起的變動期間，我們曾經在南台灣觀察構思提出推進行銷高雄。原本城市的轉型發展應該是由政府主導，從原來戒嚴時期的政策規劃到後來解嚴時期的市場轉變，這段經驗具體而言，類似大陸改革開放的從政府走向市場，然而碰上了高層方向的戒急用忍與愈趨現實的在地選舉。
高雄原是一座工業城市，衹有開放市場引進高端服務業才能轉型，我們也曾經向當時的高雄市長多次提出建議，並且以民間自發方式小額募款成立民間基金會，完全按照公共事務的學理精神前後努力十年，後來很遺憾由於1998年全台最早的政黨輪替等種種原因，在藍營時期僅有階段性的有限展現，而被接著主政的綠營“促銷市府與市長”地用在了選舉。
我們對高雄的內心感情充滿糾結，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亞太時代下的這座城市不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的。當然許多人沒有深刻認識，只是認為高雄宜居、物價不高、氣候溫暖、很有人情味，但我們認為這座城市如果僅停留在這個層次實在是暴殄天物非常可惜。就像2002年作為高雄人的民進黨創黨主席施明德曾經參選高雄市長，提出了當時最為耀眼前瞻的政見“經貿自治港市”，然而高雄就像是“捧著金飯碗的乞丐”。
統一已是大勢所趨。我們的主張是，統一未必是壞事，但並不保證是好事，如果我們想把統一變成好事，台灣和大陸都要積極努力。如果我們想把統一這件事辦好，現在就要預見許許多多城市轉型變遷與民眾切身有感的問題，將政府主導規劃下，原本作為應變項的人口與社群的位置位階提前提升成為自變項，這就包括剛才說明的在高雄藍營對比綠營的不同解讀與看待操作的，成為難解沉痾的種種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南南合作”是個好主題。2017年1月廣西首屆論壇之後，我們憑借民間的力量，回到高雄又繼續辦了三場活動，提出高雄與廈門的“高廈合作”等主題。2018年3月，我們把所有“南南合作”有關材料整理好並當面交給韓國瑜，這也成為他後來市長選舉的核心政見。
我們認為，大陸對於大部分台灣同胞無需要談主權統獨，在台灣那些是少數人關心的事，而是要多談民生發展，尤其是要包括世代交替下經濟以外的社會，例如相對於政黨的選民，相對於工作的生活，還有以人為本、兩岸一家、心靈契合這些都屬於社會，當然最重要的，是不僅在大陸說，而是要想辦法作進台灣。“南南合作”就符合這些面向。我們也看到台灣同胞民心思變，就像這次大罷免，通過投票反映出了老百姓對賴政府的忍無可忍極端不滿。但是對於台灣選民，尤其是南台灣民眾而言，有沒有其他更好的選項？這個並不清楚。現在他們只是討厭賴政府，更何況今年沒有選舉，並沒有反映到有效的選票上。
談兩岸如何統一、統一後會怎麼樣，必須想盡辦法進入島內，要走群眾路線，而不只是在大陸探討或是談論。那麼具體要用什麼主題？我們認為可以參考的是，所謂“民眾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能把許許多多民眾關心有感的小事提出辦好，就是好的政府，就符合這個要求，這些也符合當前網路時代的需求，所以到現在我們仍在鍥而不舍，組織基層領袖與青年朋友來到大陸參訪，返台持續關注。
“統好”符合大陸與兩岸的整體長遠利益，也需要付諸行動當下起行。我們的能量有限，就像“南南合作”已經出版專書，而經過多年才算初步開了一朵小花，這個方向直奔主題完全正確，我們到現在都很珍惜，會繼續努力，讓多數台灣同胞不再迴避兩岸統一，而是主動積極自發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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