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修例風波以來美西方頻頻發動涉港“制裁”，其中不少涉及金融、貿易等領域，請問您如何評估近兩年西方制裁對香港經濟基本面的影響？未來香港金融穩定主要會面臨哪些“灰犀牛”風險、又可能遇到哪些“黑天鵝”風險呢？
王春新：我覺得這個制裁對香港來講總體上影響不大，因為美國給香港的待遇是基於世貿規則的，這不止因為香港是自由港，也因為香港是WTO的創始成員之一。過去幾年，美國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後，香港本地產品對美出口大概是5億美元，商品本來可以零關稅到美國去，現在不可以，影響的只是這一塊。此外，通過香港轉口的貨物，在審查方面可能比以前多一些程序，但實質影響並不大。
美國開始對中國進行制裁那一年，香港的貿易出口增加了7.3%。2019年、2020年中美貿易戰打得比較厲害，再加上出現本地事件，香港貿易出口為負4.1%。2020年香港經濟下滑嚴重，但貿易出口只下降了1.5%，比前年還要少。這是因為全世界生產能力下降時，只有中國還能保持，中國內地大量的貿易經香港轉口，使香港的貿易量沒有下降得很厲害。今年全球經濟稍有恢復後，前五個月香港的貿易出口快速回升，有三成反彈。貿發局估計，今年香港貿易出口會增加15%左右，我覺得可能還不止。
另外，有人擔心美國制裁影響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金融體系是金融全球化在亞洲的一個重要支點，如果打擊香港的金融市場，對美國損失會非常大，美國的金融霸權甚至會受到影響。從血液循環的角度來看，如果美國是人體的心臟，香港至少是手腳，一旦手腳癱瘓了，心臟也充滿了危險。
當然風險還是存在，金融一方面要防範制裁，另一方面要發展經濟。香港現在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機會，這個機會就是打造“全球金融中心”，這與內地有關，也與大灣區有關。香港如何更好地與國家溝通，讓國家一些好的政策來推動我們打造全球金融中心，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只要做好自己，任何制裁我們都不怕，我們都會更有實力來對抗。
中評社記者：我注意到您之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近些年香港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呈現出十分典型的“三元經濟”特征。您認為，應該如何讓“三元經濟”形成正向聯動循環，讓香港基層百姓能夠從高度發達的金融業中分享紅利？
王春新：創新科技的發展與金融其實是密切聯繫的，因為現代金融以創新金融為主。創新金融就是為創新科技、文化創意提供融資的金融形態，包括風險投資、中小企業板、創業板、科創板，以及香港的同股不同權和生物科技企業特別上市安排等。深圳的金融發展，其實更多是屬於這一部分。深圳有一萬多家基金投資公司，占大灣區60%以上。另外還有中小企業板，這兩部分過去也是為中小企業、創新企業服務，現在的市值超過三萬億美元。上海的科創板、美國的舊金山板塊也是這麼來的，這個板塊主要是前期投資，發展起來以後到紐約納斯達克板，總市值超過15萬億美元，差不多是香港的三倍左右。
現在的趨勢是創新金融，創新經濟引導創新金融，或是創新金融為創新經濟服務，創新經濟反過來推動資本市場發展。所以，創新金融推動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又帶動金融業發展。過去這些年，香港股市如果沒有創新金融的發展，根本無法成為今天的樣子。
如何讓民眾共享金融發展？香港金融業只有26萬就業機會，而整個香港380萬人需要就業。金融創新的發展，實際上可以與民眾有關。比如說創新經濟做得好，創新金融發展，香港的財政收入就增加，就有更多的條件來改善居住和生活，民眾的福利也會增加。另外，退休金都投到金融市場中去，創新經濟如果做得好，退休就會更有保障。除此之外，整個金融業的發展會帶來更多高收入就業機會，未來香港如果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就業人數起碼要到50萬以上，其中有很多是高端、中端就業機會，民眾可以獲得更多收入，帶動香港的零售市場發展。所以，“三元經濟”是可以互動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