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身是研究中美關係史的，但回到北大任教之後，我也主持教育部的一個基地——北京大學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也在關注中美關係的現狀。所以我研究的經歷基本上算是從歷史到現狀，先是研究歷史，現在也關注現狀。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和美國著名智庫全美亞洲研究局共同合作，協同中美數十家頂尖研究機構和智庫，開展了“戰略領域的中美關係的”大型課題，就中美之間的核、太空、網絡、海洋、兩軍關係和人文交流等六大戰略領域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並發布中英文聯合報告。該研究報告是中美兩國學界聯合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國學界和智庫建構國際話語權的重大突破，得到了中美兩國學界和政策界的高度評價，被美國前太平洋司令部總司令洛克利爾上將譽為“里程碑式”的研究。今年我們計劃正式出版中英文版論文集，題目就是《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戰略領域的中美關係》。
關於現在備受關注的所謂中美“新冷戰”的問題，我也和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的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授討論，準備一起做一個聯合研究，旨在通過考察歷史上的冷戰中去研究現在的“新冷戰”。我們希望把歷史學家和研究中美關係的國際關係學者集結在一起，做出帶有歷史縱向、前瞻性和理論性高度的研究。這將是未來幾年要去做的一個比較大的課題。
中評社：您在中美人文交流基地的任職過程中，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人文交流的一些往事？
王棟：我覺得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中美青年思想的活躍、開放，以及彼此不帶意識形態偏見的友好交流。我記得去年，我在布魯塞爾參加布魯塞爾論壇，碰到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談到他們做的一個民調，顯示大概到2017年為止，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態度，按照年齡組別，年齡越小對中國的態度越正面；其中18－29歲的美國青年，對中國抱有好感度和對中美關係持積極態度的比例超過了50%。他對此表示疑惑。我當時提出了如下解釋：首先，美國的青年沒有意識形態的包袱，沒有冷戰的思維，所以他們看待中國的時候也不帶意識形態的偏見。美國現在處在決策位置的一些精英，包括白宮中的一些鷹派，在成長過程中深受冷戰思維的影響，所以他們看待中美關係的時候，就會不自覺地用冷戰框架進行分析，這也使他們陷入了一個認知陷阱。此外，現在美國的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和中國交流接觸，到中國來旅行、生活、學習甚至工作。很多美國青年甚至會說流利的中文，也對書法等中國傳統文化很感興趣。所以美國青年能夠以一個更加開放包容、積極健康和建設性的心態來看待中美關係。前一段時間，有美國的一個教授帶了一個十幾個學生的團來北大交流，我也把這些學生放到我的課上和北大的學生一起交流。這個美方的學生團裡面有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博士生，有不同的專業，包括國際關係、法學、還有商科，有美國學生、也有到美國去留學的國際學生，所以是非常多樣化的。他們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來中國，所以我特意在課上問他們“來了中國之後印象怎麼樣？中國是像一些美國媒體描述的那樣的妖魔嗎？”學生們發出了會心的大笑。他們紛紛表示，他們親眼看到的中國漂亮、整潔、現代化，民眾熱情友好，跟之前在美國媒體讀到的妖魔化的中國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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