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深入探討“兩制”台灣方案
儘管兩岸關係在內外因素的困擾之下處於非常複雜嚴峻的形勢，但是中國大陸從未停止過探索和平統一之路的步伐。2019年1月2號，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之後，學界對此所做的研究和探討層出不窮。“兩制”台灣方案被奉為新時代對台工作的指導綱領和行動指南，被認為是“為新時代和平統一指明了方向”，意義深遠、影響重大。
與會大陸學者對“兩制”台灣方案的研究可大致被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注重深入剖析其豐富內涵；一類則注重於關切其重大意義。
從內涵方面來看，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王海良主要就“兩制”台灣方案中的“一國”問題進行了探討。他認為，統一是以一國準則為基礎和基準的，不能搞法理和政治模糊。統一是共同締造國家建構，也是回歸本體中國，其基點是強化中國本體、優化國家總體制度，在大陸和台灣分別保留既有制度的前提下，設計基於大陸現行制度上、經過調整、補充和完善的國家總體制度。
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李東海在梳理了“兩制”台灣方案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之後，嘗試提出了“兩制”台灣方案的四個初步特徵：其一，地域方面，呈現出由外而內、由點到面、由藍向綠的發展趨勢；其二，領域方面，藉由“經濟社會融合”、“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發展，開啟政治領域的兩岸協商或談判；其三，群體方面，排除“台獨”，爭取多數，注重於縣市長、鄉里長和統派政黨協商，考慮納入主流政黨開明派；其四，主次安排方面，明顯呈現“和平發展為主、非和平統一為輔”，“大陸主導為主、兩岸共推為輔”，“台灣民眾意見為主、大陸民眾建議為輔”的特點。
暨南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鵬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出了“兩制”台灣方案可從中借鑒的經驗，主要有：平等協商，聚同化異；堅持原則，貴在行動；顧全大局，效率優先。
從意義的角度看，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楊澤軍認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有著深厚的法理基礎，充分考慮到台灣方面的利益和感情，攸關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助於推動實現偉大“中國夢”，為祖國的和平統一指明方向。
全國台聯研究室原主任陳立謙認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是兩岸同胞共同維護一中現狀的客觀選擇，是謀求兩岸同胞共同福祉利益的最佳方案，是新時代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
與會台灣學者則側重於關切“兩制”台灣方案在台灣的民意基礎。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李孔智表示，“一國兩制”面臨的是一個被妖魔化、汙名化的台灣市場，“一國兩制”不被台灣民意市場所接受。大陸方面必須設法改變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認知，提出更具創意、超越港澳經驗的模式，善意回應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期盼。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歐陽新宜也談到，在台灣，除了少數學術精英分子之外，台灣民眾普遍不贊成“一國兩制”，原因是因為“一國兩制”在台灣長期被汙名化，大多數台灣民眾並不瞭解“一國兩制”。如何化解“一國兩制”被妖魔化的現象？歐陽新宜認為，文化融合很重要。
經由上述梳理，需要認識到的是，我們在不斷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內涵、關切“兩制”台灣方案重大意義的同時，也必須正視其在台灣所面對的“被汙名化”的問題。兩岸為祖國統一大業而奮鬥的仁人志士們在進行“兩制”台灣方案的初步設計時，需要充分考慮和體察台灣的社情民意，回應台灣民眾的期盼。
五、“兩岸融合發展”：路徑與思路
若說“兩制”台灣方案尚在探索中，那麼，“兩岸融合發展”則一直在踐行中。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兩岸融合發展論述，逐漸形成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對台工作重要思想，為實踐和平統一提供了新路徑。2014年11月2日，習近平在福建考察平潭綜合實驗區時首次提出“融合發展”。2016年3月5日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進一步明確提出要“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2016年11月1日在北京會見洪秀柱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時習近平再次重申，“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符合兩岸同胞共同利益。”2017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台部分相關表述由以前的“推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提升為“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2019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福建代表團審議時，提出“積極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兩岸融合發展”成為近年來涉台研究的一項重要議題。
本次研討會上對“兩岸融合發展”進行闡述的發言眾多，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提出了兩岸融合發展的總的原則和思路；二是關注兩岸經濟融合發展；三是關注兩岸社會融合發展。
關於“兩岸融合發展”的總原則和思路，多位專家就此發表高見。上海市台灣研究會會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嚴安林認為，應當加強輿論宣傳、理論建設、制度建設、管理創新、平台建設、融合研究、法制基礎，為推進“兩岸融合發展”奠定思想基礎、理論基礎、政策基礎、方法基礎、落腳點和支撐點。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紅表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應以增進“共同利益、國家認同”為目的，“以群眾路線、民間交流”為路徑，以“整體+區域、兩條腿走路”為方式，以“同等待遇、單向融合”為先導。海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朱鳳芝表示，推動民間交流甚至城市交流是當前為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最需要做的工作。
關於兩岸經濟應融合發展，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副院長吳鳳嬌提出了對策和建議，要以制度化合作為引領打造兩岸特色的共同市場，以“新四通”為抓手推動兩岸“應通盡通”，以GVC和NVC的並行思維探索實現兩岸產業嵌入式合作，積極構建“自下而上”的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新機制，充分發揮福建自貿區及兩岸產業合作區的先行示範功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任振宇主要分析了兩岸經濟融合發展對台灣經濟的影響，他認為，今年兩岸經濟合作不斷加深是台灣經濟得以平穩發展的前提，兩岸經濟合作客觀上起到帶動台灣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台灣走出“平庸經濟”。
關於兩岸社會融合發展，學者們是從青年、醫療衛生、文化等角度出發進行探討的。
重慶兩岸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湛玉釗和台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研究生黃國暉對青年融合發展議題表達了看法。湛玉釗認為，兩岸青年融合發展是解決兩岸從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的新思路、新途徑。兩岸青年融合發展應遵循先經濟融合後文化融合、先單向融合後雙向融合、先局部融合後整體融合、先易後難的融合發展思路。黃國暉指出，兩岸青年融合發展要實現兩岸價值求同存異、增進兩岸文化認同、精準對接發展兩岸創業平台、明確制定具體可操作性法規。制定惠台措施同時應納入島內法律的制約因素。
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胡琳談到了兩岸醫療衛生合作存在的主要問題，並提出建議，如進一步開放台資辦醫的投資限制，出台有關台灣醫務人員資格認定的管理辦法，允許台灣同胞享有與大陸居民同等醫療衛生服務待遇。
四川省台灣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陳井安探討了新時代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路徑，提出了四種基本形式——兩岸教育交流合作、兩岸文化產業合作、兩岸民俗宗教交流、兩岸中醫藥和法界交流。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黃藿提出以儒家王道文化作為兩岸融合基礎，認為王道思想不僅是治國的良方，也是兩岸之間、甚至是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和睦相處、維持和平共榮的良方。
綜上所述，兩岸學界對“兩岸融合發展”從總到分、從大到小、從問題到策略都研究得頗為深入。“兩岸融合發展”不僅作為一種理念，更作為一項實踐，必將在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中起到重要作用。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10月號，總第26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