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影響將更加複雜
中評社:我們知道,20世紀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其重要動因是基辛格、尼克松啟動“越頂外交”,日本不得不調整對華關係。中美戰略關係的調整,決定性地影響了日本外交政策的風向。如何理解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鍾飛騰:20世紀70年代,出於防範蘇聯威脅的考慮,中美關係進行了大幅度調整,迫使日本改善對華關係。這是國際關係領域大國關係調整影響盟友對華關係的一則典型例子。事實上,當年與中國改善關係的不只是日本,如澳大利亞等也改善了對華關係。這些國家多數是美國的盟友或者與美國關係緊密,美國對華政策改變,自然也給他們留出了改善與中國關係的機會。但是,雙邊關係要改善到何種程度,則要根據本國的能力和發展前景來研判。
顯然,日本政策轉變之快令人側目,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日本缺乏足夠的戰略自主,面對國際政治格局大變動時很脆弱;第二,中國對日本很重要,因而只要美國態度一改變,日本會更大程度地調整對華關係,這也源於日本的國家利益需要,中日兩國是搬不動的鄰居。
可以預期,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上升,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同時也很複雜,並不完全是同一個方向的。一方面,中國實力地位提升,導致美國改變了自尼克松時期以來的對華政策,從過去支持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轉變為選擇性與中國合作,並且打壓的聲勢越來越強。在這樣的發展態勢下,作為美國的盟友,日本對華政策也受到美國打壓中國的影響,出現了與中國疏離的趨勢。
另一方面,美國為了應對所謂的“中國挑戰”,也在放鬆對日本的約束,鼓勵日本發展武力,在地區安全事務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一點與20世紀7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當時美國在管控同盟關係時,有一個現在不太被提及的考慮,防範日本再度成為軍國主義國家。而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提升,美國將中國定義為“主要的競爭對手”,甚至一部分美國鷹派還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在這種氛圍下,美國也將加大力度支持日本在安全領域發揮作用。例如,美國不斷表示,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還牽線搭橋組織美日與台灣地區的三方協作機制等,加大了對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干預。顯然,如果日本在這些方面一意孤行,那麼中日關係就難以恢復到建交初期的良好狀態。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如果中美之間發生大的衝突,日本就面臨選邊站的問題,而且很大可能會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事實上,日美已多次發出這種聲音,例如,去年4月日本首相訪問美國,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寫入有關台海局勢的內容,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首次,自然有很強的“警告”的含義。日本不少政客也表示,台灣地區事關日本的國家利益,赤裸裸地干預我主權。例如,日本政府2020年版的《外交藍皮書》首次寫入了“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2022年4月22日發布的《外交藍皮書》更是將台灣地區列為日本極為重要的夥伴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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