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飛騰：首先，要走出以西方的經驗和理論為唯一正確的誤區。20世紀，日本為提升亞洲文明的影響力做過探索，但不少時候走上了邪路，比如試圖通過戰爭、殖民的方式為日本民族贏得生存和發展，結果一敗塗地。
二戰以後，日本追隨美國，通過經濟合作的方式獲得了二戰前通過戰爭都未能獲得的東西，也贏得了很多亞洲國家的贊譽。這是一條重要的西方經驗，即通過市場的方式獲得高速發展。對此，日本沒有遺忘，但是卻不太重視日本戰略上的冒進、戰略轉折太快的特性，例如70年代美國的“越頂外交”。如果沒有一定的獨立自主，而是盲目地追隨美國，那麼過往的成功就會成為負擔，甚至種下失敗的種子，因為美國已經力不從心了。與100年前相比，整個西方世界的地位是大幅度下降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正在獲取更快的發展，獲得更大的影響力。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是向西方學習，今後日本外交將迎來百年未有的巨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運行邏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作為重要一環的消費能力大幅度萎縮，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美元的地位面臨很大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也要重視非西方經驗的重要性，多總結地區內國家合作與競爭的特性。
其次，“東北亞命運共同體”更多是一種對未來的展望。從其英文翻譯及可以看出，這個提法主要是要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重點在於怎麼看未來。對未來怎麼看，對當下的行為會有很大的影響，即“未來的陰影”。例如，我們要做五年規劃，有些指標可能不一定能完成的，但是這個目標的確立對於當下正在做的事會有很大的影響。如果沒有一個有吸引力的目標，並在其牽引下推進合作關係，那麼最後達到的目標也會所縮水。
因此，中日雙方都應該從更長遠的角度考慮雙邊和國際事務。從長遠看，中日之間仍有很多合作的領域。無論是人口老齡化、市場擴容、技術進步，還是地區的安定與和平，中日的合作仍相當重要，中日雙方對這樣的發展前景要有信心。
再次，東北亞地區是一個大國博弈的場所，近代史表明了這一點，當代史也是如此。因此，作為東北亞的重要國家，中日兩國都要重視區域穩定和安全，要充分考慮本地區的歷史經驗、人民的需求和國家發展所處的階段，穩妥地推進全方位的友好合作關係。
本專訪為中評社“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深度系列專訪之一，更多內容敬請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