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美國主導的“俱樂部式的全球化”趨勢更加突出。在烏克蘭危機的背景下，美國等西方國家加快推動構建多邊制裁和“經濟戰”體系，打造經貿、技術等領域的“小圈子”。拜登政府上台後以更大力度推動供應鏈重塑戰略，企圖與盟友、夥伴等對華展開“協同脫鈎”，構建一種以所謂民主國家為主體的經濟體系。烏克蘭危機進一步加劇這一態勢。美國和歐洲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和金融制裁，對俄開打全面的“經濟戰”，意圖將俄驅趕出世界經濟體系。經濟和金融制裁已經成為俄烏衝突至關重要的“虛擬戰線”，全球供應鏈遭到人為割裂，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在這一過程中被“武器化”。在俄烏衝突和疫情延續的叠加影響之下，供應鏈安全問題受到各國的更大程度重視，價值觀壁壘在全球經濟關係中的作用更加凸顯。應看到，俄烏衝突後美國構建的新型多邊制裁體系，未來也可能將其矛頭對准中國。
三是全球治理與大國合作的動力趨於弱化。聯合國未能制止俄烏衝突的爆發，安理會成為美俄歐各方爭的場域，聯合國權威受到嚴重損害，衝突各方圍繞《聯合國憲章》、人道主義干預規則等問題的嚴重分歧進一步削弱聯合國體系的政治基礎，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受到嚴重挑戰。美國等西方國家推動剝奪俄羅斯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二十國集團等機制中的成員資格，還試圖限制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世界主要大國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較量更加複雜激烈。美國等西方國家挑動意識形態對立，打造所謂“民主國家聯合體”，並試圖削弱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美俄歐等各方關係因烏克蘭危機變得更加緊張，各大國之間的戰略信任極大受損，國際多邊合作面臨重大挑戰。這種態勢將阻礙各方共同應對糧食安全、能源危機、核不擴散等全球性挑戰。各方圍繞人工智能武器化、太空安全、網絡安全等問題構建國際規則的努力陷入困境，核不擴散機制的漏洞也在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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