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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政協委員、前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王貴國接受了中評社專訪（受訪者提供） |
中評社：通過您剛才的剖析，香港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對內無法獲得民心、控制疫情、重啟經濟，對外無法參與國家的“大循環”，亦有可能被排斥在各主要國家經濟復甦的進程之外。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愛國之外，香港的管治者需要具備哪些素質？
王貴國：鄧小平當年開創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在當前的新形勢下，想要更好地落實和維護“一國兩制”，我認為需要一個有專業性、有責任心、有國際視野的政府。專業性指的是作決策時要講科學性、民主性和法治性；責任心不僅僅是敢於擔當，更要有創造性，對如何發揮香港特殊的角色，要有自己的想法；有國際視野指的是要能看到當前國際形勢的變化。
中評社：您提到香港政府喊口號多於實幹，作為研究“一帶一路”的專家，您現在是不是對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作用很悲觀？
王貴國：我不悲觀，我很失望。面對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國家“走出去”的需要，香港政府必須去研究“一帶一路”與香港的關係，為香港在“一帶一路”中可發揮的作用作出整體規劃。但是香港政府一直以來都在空喊口號，使得社會對“一帶一路”根本不了解，也沒有起碼的好奇心。另外，在整個西方世界都在抹黑“一帶一路”的情況下，香港非但不作出澄清，反而對“一帶一路”的專家、會議、論壇表現出一種高傲。
現在，特區政府又在強調“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建粵港澳大灣區”，也是同樣的狀況：口號叫得響亮，但是不做實事。面對自身疫情、經濟下行、失業等危機，面對世界局勢的變化，香港政府更需要弄清楚大灣區到底是什麼；當美國帶頭圍堵中國的時候，香港能發揮什麼作用，能否在被制裁的情況下，依然展現出獨特的活力和能力。如果什麼都不能做，那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和普通的內地城市有什麼區別？
中評社：您剛才提到香港應該進行自我定位，但香港政府在這方面其實是缺位的，而是由中央政府作出安排，包括“十四五”規劃中提到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等。
王貴國：正是因為香港政府的缺位，才迫使中央為香港定位。但是，中央政府不可以取代香港政府的作用。因為兩級政府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從中央政府的角度講，它要考慮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在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中處於什麼位置，如何平衡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城市的關係和角色等。而香港政府應該站在香港的角度，思考香港如何根據自身的優勢，在大灣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果香港政府一直在它應盡的責任中缺位，被動地接受中央政府的安排，那麼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還存在嗎？香港政府必須知道，既然香港擁有和內地不一樣的“一制”，如何在大灣區中運用好這“一制”、如何揚長避短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包括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高度完善的營商環境、高度完備的法治體系、高度國際化的專業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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