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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座談會”24日下午在港舉行（中評社 沈而忱攝） |
第二，凌友詩指出，1840帶來三千年未有變局，中國所面臨的除了救亡，還有“現代化”這個要務。中山先生寫了《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一百年下來，中國共產黨實現中山先生的理想，更遠超越中山先生的擘劃。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政權以後，扛起民族的大任，為人民服務，對國家進行有效的治理，讓人民有序參政，戮力發展工業，推行國有節制資本，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進行有理有節的外交。這些，正是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所擘劃的理想中國。習主席尚且認為現代化還沒有完成，他的目標定在2035年，提出“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四個自信”，並且要在本世紀中把中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樣一個精進的政黨，是中山先生的真正繼承者、發揚者。
第三，凌友詩提到，中山先生當時面臨的還有中國道統的承襲問題。他的民族主義，實則是發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也依隨中華道統來聯合全世界所有被壓迫民族，推進天下之大同。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做到了。過去有的人認為毛澤東先生破壞中國文化，所以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民族的異類。實則，毛澤東先生對馬列主義做了一個重要的選擇和利用，就是側重於馬列的社會均平、義務體現的一面，提倡集體精神和為人民服務。其後數代領導人，一直貫穿著社會均平、集體主義、為人民服務這條與中國傳統政治理想相一致的主線，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的外交政策一向是普惠萬方而不強制的王道，今天習主席還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要踐行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要實現我們3000年前祖先所追求的“大同之世”。中國共產黨雖然不強調承襲道統，可是從內政和外交我們分明看到它具有深刻的中國道統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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