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檢察官可以貿然行事，或者他們不需要解釋自己的行為，他們始終能夠被追責。自1997年以來，檢察官認識到公眾支持的重要性，於是不遺餘力地提高透明度，發布了一系列起訴指引並提供給社會各界。這些指引不僅解釋了檢控政策和慣例，還說明了檢察官認為應如何對待犯罪受害者和證人，以及應如何處理家庭暴力案件。這樣的透明度水平在1997年之前是無法想像的，也表明了檢察官現在更加認識到消除對其工作的誤解，並促進對其運作方式更深入瞭解的必要性。
在社會動盪期間，這座城市的檢察官發現自己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據報導，不法分子試圖從內部影響他們的行動，儘管這被扼殺在了萌芽狀態。除了有時可能導致案件處理嚴重延誤的巨大工作壓力，他們的決定也經常招致批評，有關政治偏見的指控並不少見。抗議運動盡其所能妖魔化起訴決定，並試圖給外界一種印象，即檢查官們不是自由人，而是北京的傀儡。這當然是錯誤的。因為中央一直嚴格遵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檢察獨立。我在1997年之後擔任了12年多的刑事檢控專員，但我從未受到來自北京或地方官員的任何形式的壓力，要求我做出特定決定。我受到的批判，總是來自所謂的“泛民主派”，因為我根據既定的起訴標準，決定不起訴某個因有內地關係或社會地位顯赫而不被他們喜歡的人。這是我曾經面臨的唯一一種政治壓力。
與司法部門一樣，檢察官已經從他們面臨的挑戰中變得更加強大，他們現在必須在此基礎上再接再厲，無論是加強他們的專業知識、提高透明度，還是發展他們的外部聯繫。在1997年之前，他們與世界各地的檢察官幾乎沒有聯繫，但這種情況在2001年發生了變化，當時檢控部門加入了國際檢察官協會(IAP)，成為其第75個組織成員。這為律政司打開了新的大門，使其檢察官能夠與其他地方的檢察官建立有價值的聯繫，並促進制定有效的反犯罪策略。展望未來，在一些西方國家出於宣傳目的抨擊香港的法律制度之際，律政司應提高其在IAP中的形象，並充分利用其成員提供的機會。每個人都需要聽到，香港的起訴一如既往地公平，除非現有證據有合理的定罪預期，否則任何人都不會被起訴，並且法治一如既往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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