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次措施徹底顛覆了這一趨勢。關稅不再只是應對經濟周期的工具，而是在技術霸權競爭、安全同盟、全球供應鏈重構等戰略背景下被重新定義和運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傑米森·格裡爾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現行以WTO為基礎的貿易秩序“已不可持續”，並宣稱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略是“特朗普回合”（Trump Round）——一種新秩序的起點。
關稅政策與選舉直接相關。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均以“經濟安全”為核心訴求，主張製造業復興與就業保護，因此即使政權更迭，美國的本國優先主義和高關稅政策也很難輕易改變。 .
韓國面臨的三重壓力
即使在此次談判之後，韓國仍面臨三項主要壓力：一是協議未能達成或執行失敗時，重新徵收關稅的風險；二是美國要求擴大在美生產基地的壓力；三是因美中“脫鈎”而加劇的關鍵礦產監管與供應鏈壓力。但如果能將這些壓力轉化為機遇，韓國不僅可以確保穩定的市場，還能創造替代中國商品的需求。為此，亟需制定關於稀土、電池核心材料、糧食資源等戰略物資的國際聯合應對手册，並建立緊急響應機制。同時，必須減少對美中出口的過度依賴，實現出口市場的多元化。通過加入由日本主導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韓國可擴大其戰略性貿易網絡，並借此契機加強與歐盟、印度等國家的經濟安全夥伴關係。
部分觀點質疑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實際效力。儘管韓國是FTA締約國，卻仍面臨單方面高關稅的威脅，FTA中的爭端解決機制與關稅優惠條款未能發揮作用。這也反映出現行FTA未能充分涵蓋供應鏈、數據、技術規範等新興議題。
但韓美FTA並未完全失效。相反，它可以作為基礎，拓展在數字貿易、數據流動、人工智能（AI）與技術標準等新型貿易領域的合作。通過恢復FTA中的爭端解決機制、強化非關稅壁壘的事前協調機制、建立產業領域的政企聯合應對體系，以及利用聯合委員會擴大對美溝通渠道，韓國可將雙邊合作制度化，從而在未來類似情境中提升談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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