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國防部副部長埃薩·普爾基寧表示，為將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應用於軍隊，芬蘭正於陸、海、空之外，在網絡與航天領域構建新的領域概念框架，並積極將這些技術作為核心要素引入以加快應用。他指出，儘管相關工作仍在推進中，但必須在政策層面制定人工智能使用指南，將其視為機遇而非限制。關於軍民合作，他強調，應以信任為基礎，超越競爭格局開展協作。他補充說，若能融合基本價值觀與政府政策以建立信任，就可打破界限取得進展；尤其對小國而言，通過聯合合作可更高效、更靈活地推動技術發展，這是一大優勢。
瑞典民防部副部長約翰·貝格倫表示，在人工智能應用方面，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方法與以現場為中心的自下而上方法同等重要。他指出，瑞典的軍民合作已十分活躍，在情景分析、供應鏈安全以及防禦領域運用人工智能應對虛假信息等方面，通過多領域協作有效應對混合威脅。他強調，儘管國際合作面臨挑戰，但由重視民主與透明的國家主導、旨在保障人類尊嚴並探討正確利用技術的對話已在進行，並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辛星昊教授士進一步提問：由於新技術在國際法體系中的應用，尚存法律、倫理及道德等模糊領域，我們應如何開展關於建立全球治理架構的討論？
新加坡國防部高級政務部長扎基·穆罕默德建議，建立技術治理的起點是在共同關注的領域培育互信。他解釋說，可先在網絡安全等民用層面達成共識，再將該框架延伸至國防領域。他以東盟的《人工智能治理與倫理指南》為例，指出該聲明涵蓋基本原則與倫理內容，並設立“能力建設中心”以支持技術水平較低的國家，從而推動共同努力。他補充說，通過此類共同平台積累經驗，可由一個共同領域起步，逐步拓展互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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