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大學政治外交專業教授李根旭表示，“韓國和中國擁有悠久歷史、地理毗鄰以及高度經濟相互依存，某種意義上已接近於‘共同命運體’”，但同時存在三股正在撼動這一共同命運的政治力量：一是朝鮮持續推進核與導彈開發，長期製造緊張；二是源於美國對中國崛起憂慮而引發的美中戰略競爭；三是伴隨中國快速崛起而在周邊國家蔓延的“中威脅論”。他引用修昔底德“舊有強國對新興強國的恐懼”論點，認為這一邏輯同樣作用於當下美中關係，韓中必須思考“如何在這一結構性張力中兼顧自身利益與地區穩定”。李根旭指出，“問題在於，中國對自身經濟崛起所帶來的政治風險認識仍不充分”，如果在對外戰略上採取更加謹慎、漸進的方式，“將有助於緩和威脅韓中共同命運的政治力量，也符合中國自身長遠利益”。
延世大學國際學研究生院客座教授黃載畯指出，“近期朝中關係的改善跡象以及朝俄走近，都需置於美中矛盾加劇這一結構性背景下加以理解”，在這一進程中，“韓中如何定位自身角色，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東北亞秩序能否保持相對穩定”。他回顧了APEC期間韓中首腦會談中，李在明總統提出的“順應時代的互惠合作”和“鞏固韓半島和平”的立場，認為“中國處在可以通過對朝接觸與斡旋，為緩和韓半島緊張局勢發揮積極作用的位置”。在分析朝中關係“再騰躍”動向與俄羅斯變量對韓半島局勢的衝擊時，他指出，在美中對立與朝核問題長期化格局下，“朝美、朝中、朝俄關係將以何種結構重新組合，需要進行嚴肅的戰略推演”。
黃載畯提出，“在美中對立長期化的格局下，讓朝鮮停留在介於兩大國之間的‘不完全緩衝地帶’，究竟符合誰的利益？” 他建議，中國可以更加主動地推動朝鮮變化，以此尋求新的平衡點；圍繞“韓中關係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東北亞秩序”、“朝中與朝美關係的發展是否可以並行不悖”、“韓朝關係將如何演變”等三大問題展開戰略設計，“使這三條線索形成良性互動，將是韓中合作的核心任務”。
西江大學政治外交專業教授河尚應提到，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將美中並稱為“G2”的表述，可以有兩種相反解讀：一是令人聯想到冷戰時期美蘇對立的“兩極格局”，二是暗含“彼此承認、試圖共存的兩大強國”之意。他指出，從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的外交路線看，有觀點認為美國可能在亞洲一定程度上“收縮存在”，把更多資源投向美洲地區，“這種語焉不詳的信號也在客觀上加大了東北亞和印太秩序討論的不確定性”。
河尚應指出，韓國國內經歷過冷戰的一代，相對熟悉“韓美日對朝中俄”的二元對立框架，但現實世界秩序已難以用這種簡單敘事解釋。他強調，“在討論世界秩序和東北亞秩序時，需要至少形成某種最低限度的共識性敘事和基本定義”，否則“不同世界觀相互交錯之時，交往反而可能放大誤解和衝突”。此外，他在基於自身研究，他介紹了面向韓國高中生的問卷調查結果，指出“在周邊國家中，韓國青年對中國的感情最為負面，甚至比對俄羅斯的印象還差”。他提醒，二十年後正是這些年輕一代將成為引領東北亞外交的主體，“如何理解當下青年情緒與認知，並探索可行應對方案，已成為韓中必須共同面對的嚴峻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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