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韓國人的民族特性是團結、堅毅、重視國家榮耀，縱然內部也有不少政治爭拗，但是在對外爭取整體利益的時候，很容易就可以團結一致、舉國投入於同一目標。這方面的特點，正正顯現在電子產業的成長過程中。在90年代初，韓國的電子業水平不如台灣，更遠遠落後於日本，但是政府決心要打造出幾個國際大品牌，為此不惜一切，由國家斥巨資支持企業研發，導致負債纍纍，期間並經歷了97金融風暴的衝擊，全國人民捱了好多年苦日子，才有今天的三星和現代等超強企業，支撐了經濟半壁江山。
鄭國漢強調，台韓的經濟模式有所不同，韓國由政府主導支持大企業，台灣更倚重中小企自發創新，因此享有高靈活性，兩者各有優劣，他並非要台灣仿傚韓國的模式。但是問題在於，就同一產業而言，台灣的科研投入確實遠遠不及韓國，這直接導致了兩者今天的經濟實力差距，且這差距還在繼續擴大。而經濟模式並不能解釋台灣科研投入的落後，正如美國的經濟模式與台灣相似，都是著重企業自我發展，但美國企業的科研投入是驚人的。
科研投入嚴重落後
說到底，問題的癥結在於，自90年代中後期起，台灣企業對科研的投入遠遠落後於競爭對手，原因何在？鄭國漢直指，這是政治因素使然。他指出，一方面由李登輝時代的戒急用忍開始，直到陳水扁掌政，台灣當局的立場都是不鼓勵企業西進擴張投資，甚至還策動廠商“南下”到東南亞其他國家投資發展，這就使台灣企業錯失了大陸龐大的生產資源和市場，而在東南亞的投資又終於失敗，整個方向性錯誤，造成嚴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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