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慎表示，儘管蘇聯解體後，仍為共產黨當家的中國儼然是西方民主國家必須加以應對的勢力，但中國不是蘇聯，對蘇聯成功的“圍堵”經驗，難以複製到改革開放後與世界經濟接軌的中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代表的“交往”仍持續影響美國建制派主導的中國政策，直到“特朗普主義”席捲美國，“交往”不再是美、日及歐盟對中外交的主旋律。
何思慎指出，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斷言，2021年為“亞洲世紀”的開端，新冠疫情將加速世界經濟重心向東亞的轉移，此不僅與中國有關，東亞國家皆相對有效應對這場大流行。西方的民主失靈問題在疫情中被凸顯，福山據之修正“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推論，以“對認同／身份的需求”概念詮釋當代對“自由秩序”的不滿，從中解讀“怨恨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扭曲西方代議民主的政治過程。美、日及歐盟將此歸責於中國對“自由秩序”的挑戰，並未對症下藥，與中國對抗、交惡無助於解決日本的問題。
何思慎總結，中日建交五十年，邁入“知天命”之年，不是參透誰主誰從，誰壓倒誰的外交對決。兩國雖存在分歧，但和平與合作仍是中日關係的主流，而中日關係改善除可減少中美之間的誤解，更可使日本在雙方間起到溝通的作用，此為日本安全之所系。當前，中、日外交主事者須具宏觀戰略思維與歷史縱深，回歸邦交正常化初心，繼承前人的外交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