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王英津表示，要研究“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中支撐制度得以落實的機制和政策問題。“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的“設想”與“方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多見於鄧小平時期的論述，而後者多見於新時代的論述。從意涵上說，“方案”是不僅要有“設想”，而且要有落實“設想”的具體制度安排。因此，新時代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相較於鄧小平時期的“設想”會更複雜、更具體。具體說來，新時代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一個由不同層次的制度和機制所構成的制度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在縱向意義上，作為“方案”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包括制度設置、執行機制、監督機制和政策措施四個層次的制度。過去一段時間內，“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框架多停留在制度設置層面，這其實是不全面的。在以上四個層面的制度中，制度設置是重點，是相對宏觀的、確定的。但制度設置中比較複雜的情況是，有時在兩種制度之間存在著過渡或交叉，致使相應的制度類型不容易被識別和把握。執行機制是落實制度設置的一系列具體工作制度、環節、過程，是為落實制度設置而規定的操作層面的安排。相對於制度，機制缺少宏觀性和確定性，而側重程式性和過程性，其目的更多在於保障制度設置的有效運行。從目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研究來看，學界多聚焦於“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的制度設置，而忽略了保障制度實施的執行機制，後者應成為今後探索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點。監督機制是制度設置和執行機制的硬性約束和外在保障。在制度確立後，還必須建立起監督機制以保障制度得以落實，因為制度和機制需要靠權力主體來執行和運作，衹有建立起強有力的監督機制，才能防止權力主體在制度和機制之外濫用權力，進而保障制度和機制能沿循著法律法規預先鋪設好的軌道運行。政策措施主要是指設計好一個方案後，要將方案付諸實施時還有一個時機選擇的問題。因為制度和機制的實施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和時機，如果條件和時機不成熟，即便設計出優良的制度及其配套的落實機制，也難以取得實效。實踐表明，不同制度和機制的實施需要具備不同的適用背景、情形和條件。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四個層次的制度區分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在此場合為第二層次的制度（執行機制），在彼場合可能就成為第一層次的制度（制度設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