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對日美安保同盟關係的維繫與革新。對於日美安保同盟關係的處理，含石破茂在內的日本多屆日本首相的態度與作法，往往具有矛盾性。譬如，石破茂一方面尖銳性地聲稱安保條約是“非對稱雙邊條約”，日本作為獨立國家，在大多數場合對美軍駐地的軍人軍屬沒有警察權，這有些像中國過去被迫接受的列強“治外法權”，從而要求修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另一方面，石破茂在實際層面的政治與軍事政策，並非弱化，而是延續“安保三文件”，以建立“對等同盟關係”、“對等駐軍”等創新的概念和方法，繼續強化日美同盟。
當然，“治外法權”“對等同盟”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表達出了日本民眾對駐日美軍的真實的態度和不滿。石破的共情，既是其爭取選票的方式之一，也代表了他一定的真實意願。但是，其行為策略為何又不秉持真實意志？這似乎是日本在擺脫美國的從屬地位這一問題上，長久存在的矛盾與無力感的體現。畢竟，美軍基地在日本的龐大存在及其對日本政治經濟的深度控制，遠非個人英雄主義的領導者可以在短期和常規狀態下完成的。
囿於日美安保體系的堅固捆綁，日本的政治野心，往往只能在維繫該體系的基礎上做有限努力，從而在政治表達上呈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奇怪面貌。石破茂上台前後的部分表述就有明顯差別，需要對其“實的一面”和“虛的一面”加以區分。其有關要到美國屬地關島進行“對等駐軍”的言辭，可能只是呼應或配合美國戰略調整的一種新型方式。因為不久前，美國從琉球群島等地撤離了數萬軍隊至關島，有意加大對第二島鏈的防守。
其三，歷史反省的不徹底與日本軍事野心的復活隱患。雖然石破茂在上任後宣布不會參加“靖國神社秋季例行大祭”，但10月17日，他卻向靖國神社供奉了名為“真榊”的祭品。這讓本來對石破茂心存好感和期待的諸多中國民眾大失所望。石破茂以“小祭”代替“大祭”的做法，從積極層面看，是他在運用政治平衡技術，既照顧到右翼情緒，又在一定意義上表示出其對參拜靖國神社的否定態度，釋放了在歷史問題上與鄰國緩和關係的小信號。但其消極意義更明顯，至少說明日本的政治圈層，始終未進行徹底的歷史反省，未完全心甘情願地同軍國主義切割，沒有完全形成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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