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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呂燿東（中評社 陳思遠攝） |
北京外交學院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蘇浩指出，近代以來至今，日本尋求“三次開國”的進程樣式來處理對華關係。中日關係的發展由兩個國際關係的互動邏輯決定，一是中國強弱的區域內在邏輯，二是域外強國的介入與壓制，最主要的外部變量就是美國。
蘇浩表示，二戰後美國對華遏制與中美對抗，為日本提供了第二次“開國”的機會。國共內戰、抗美援朝以及中國無力全面管控東海等因素，使日本迅速恢復並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不得不依靠日本的產業分工和ODA，實現經濟建設和發展。由此，中日關係的邏輯從古代的區域內在性，轉向近代的一百五十年間受域外因素主導。
蘇浩還指出，日本外交青皮書將當今世界稱為“中美大競爭時代”，日本認為“第三次開國”的機遇再次來臨。日本憑借機會主義思維，不可能對華真正友好，而是利用特朗普2.0時期的新“印太戰略”，力圖構建西太平洋的主導型戰略格局。蘇浩強調，日本近來提出的“單一戰區”構想並非單純針對台海或南海局勢，而是一個系統性的軍事戰略安排。在這一框架中，美國更多處於幕後支撐位置，而日本則被推向前台，意在牽頭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設計，強化其在區域安全格局中的主導性角色。
談及中日關係的未來，蘇浩認為其首要外部影響因素是美國。隨著中國的再次崛起，中日關係的邏輯是否將從近代的域外決定性邏輯，重新回歸古代的區域內在性邏輯，是一個值得觀察和思考的長遠戰略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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