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浩表示，日本當前的對國際局勢的基本定位是，世界所進入的新時代是“中美大競爭時代”。認為中美矛盾將是長期而結構性的，因此將對美同盟關係確定為核心戰略追求的日本，必然使中日關係長期處於結構性對立狀態。當前的日本持有機會主義思維，不可能對華真正友好，而是利用特朗普2.0時期的新“印太戰略”設計，力圖依托美國，在西太平洋建構日本發揮主導作用的新戰略格局。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過去所追求的力圖通過東亞區域合作“拉住日本”，已經不現實。蘇浩提及自己長期參與東亞共同體建設的政策研究和二軌外交活動，協調外交部亞洲司的相關工作，也曾多次赴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韓國等地開展公共外交活動。然而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影響程度，與日本相比仍有差距。
蘇浩說，儘管中日之間存在長期的結構性矛盾，但中國仍然需要把日本納入東亞區域合作框架。原因在於中日之間經濟深度聯結，兩國經濟相互依存度較高，產業鏈銜接緊密。過去他曾提出“中國、日本+東南亞（特定國家）”的“2+1”合作模式，認為中日兩國在東南亞本是競爭關係，但實踐中往往能夠轉化為共贏。例如，在越南和馬來西亞，中國企業在水輪發電機罩、變壓器等資源密集型產業上具有優勢，而日本則在發電機等高端設備領先。最終雙方通過協調，共同進入第三方市場，實現互補合作。這種經驗完全可以推廣至中韓、中印在東南亞和南亞的經濟合作關係上，成為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抓手。
蘇浩回憶說，中國在推動東亞合作的過程中，曾經著力建立“東亞思想庫網絡”。在“10+3”的框架下，20年前就開始推動區域合作的第二軌道的制度化建設。當時，日本國際論壇的參與者起初態度抵觸，但在長期交流中逐漸轉變，特別是在吳建民院長推動下，日本一些高端智庫人士逐漸接受並相互協調。這些交流有效推動了中日在東亞多邊合作機制中的合作關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安倍後期的政策走向，推動了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的政策表述。由此可見，儘管中日矛盾客觀存在，中國仍需為日本保留一定空間和餘地，避免將其完全推向對立面。
蘇浩強調，近年來中日關係在區域合作中的態勢已經從“上行”轉為“下行”。過去，中日韓間東北亞區域合作有過較為順利的發展，但近年來出現了明顯阻力。即便如此，中國依舊在努力推動中日韓對話，堅持把中日關係納入周邊外交的整體框架之中。這種努力反映出，中國在處理中日矛盾時，仍希望通過合作來對衝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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