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浩表示，影響中日關係的首要變量是美國。雖然不能說是絕對的決定性因素，但美國因素始終是居於首位。在拜登時期，美國推進系統性的印太戰略，讓日本獲益匪淺。正是在這一框架下，日本得以通過美日韓、美日澳、美日菲等“小多邊”機制深度嵌入區域安全架構。通過改善日韓關係而建構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就是典型案例之一。在特朗普2.0時期則有所不同，特朗普的戰略傾向於“新光榮孤立”，在歐洲搞大平衡，在亞太則選擇適度退居幕後，讓盟友在西太平洋前沿發揮平衡中國的作用。美國的這種戰略收縮既讓日本感到有點失落，但也讓其看到了發揮更大作用的機會。
蘇浩強調，在美國適度收縮的背景之下，近來日本的活躍程度顯著提升。日本之所以如此積極，可以從幾個方面觀察。首先是“單一戰區”的構想。日本近來提出的“單一戰區”構想並非單純針對台海或南海局勢，而是一個系統性的軍事戰略的結構性安排。在這一結構性戰略設計中，美國更多處於幕後支撐位置，而日本則被推向前台，發揮牽頭建構西太平洋統一軍事戰區的作用，強化其在區域安全格局中的主導性角色。
其次是中程導彈體系的問題。美國已經在菲律賓部署了“堤豐”中程導彈，不排除形成長期部署的態勢。下一步，這一體系有可能擴展到日本。同時，日本自身也在發展巡航導彈，其射程已經可以達到1000至2000公里，覆蓋中國沿海地區。韓國方面同樣在這一方向邁進，解除美國解除了對韓國彈道導彈的射程限制之後，其導彈射程的覆蓋範圍已經直指山東和華東。這些跡象表明，美日韓的導彈體系未來可能形成一個對華系統化的戰略威懾網絡。
最後是核問題的潛在風險。蘇浩指出，韓國輿論對於自主擁核持支持態度，相關討論已經進入美國智庫的研究議程。而日本則可能選擇另一條路徑，即與美國“核共享”。美國在某種程度上容忍日本有限的核能力，以美日共享的方式形成對中國東海岸的核威懾。蘇浩提醒，這一趨勢值得高度警惕，因為它可能會成為未來地區安全格局中最敏感、最危險的變量。
蘇浩指出，隨著中國的再次崛起，中日關係的邏輯是否將從近代的域外決定性邏輯，重新回歸古代的區域內在性邏輯的主導樣式，這是一個值得觀察和思考的長遠戰略性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