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打算如何強化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蔡：我們當然是要，我們會用我們的力量去強化跟其他國家的關係，也會盡我們所能去貢獻國際社會，讓大家看到台灣，也能夠了解台灣存在的重要性。畢竟從過去到現在，台灣經濟的地位其實是不可忽視的，而台灣在民主發展上更是在亞洲被人所稱道，因此台灣本身就代表一種價值，它是經濟發展成功的範例，它的民主發展也是成功的典範，台灣社會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權，這些都是普世價值。對亞洲而言，台灣所代表的是一個新的典範。
國際社會在看到台灣的時候，也應該可以體會到台灣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事情，台灣有意義地、實質地、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對國際社會是正面的事情，也是正面的貢獻，我相信我們會盡力去做，讓國際社會看得到台灣，也正視到台灣的重要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希望國際社會可以幫我們、替我們發聲、替我們主持公道，在很多的關鍵時候，能夠替我們一起解決困難，讓台灣可以更積極地、更有意義地加入國際社會。
問：最近，台灣參與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受挫。請問您未來將如何避免這種情況？您如何從北京的干預中獲取教訓、避免其干預以及獲得其默許台灣擴大國際參與？
蔡：我想雙方還是要坐下來談，在ICAO事件，初期我們也有透過陸委會，希望雙方可以坐下來談ICAO的相關事宜，當然我們也有很多其他國家發表聲明，支持我們能夠在ICAO的會議上得到邀請去參與。一方面我們需要國際社會更強力的支持我們，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方面坐下來好好地談一談，能夠找出雙方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問：台灣另一個重要的關係是與美國的關係，然而，中國在這區域的影響力正在崛起。有些國家正重新評估他們與華府的關係，以及美國對他們的承諾。您想從與華府的關係中獲得什麼？您如何看待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唐納•特朗普或希拉里•克林頓勝選，是否將改變台灣在這區域的安全情勢？您有什麼訊息要傳達給這兩位“總統”候選人？
蔡：我們當然不能在這個階段對美國總統大選有什麼樣的評論，不過我想不論是兩位主要候選人中間任何一位當選，都會維持我們長期以來跟美國的關係，尤其我們也非常期待，在美國新的政府成立之後，對於《台灣關係法》跟過去的六項承諾都能繼續維持，同時根據《台灣關係法》依照台灣的需求，能繼續提供台灣所需要的防禦性武器。
台灣的國防還有我們自我防衛的能力，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穩定這個地區政治的關係，同時也因為地區的穩定，使這個地區的繁榮與和平會有比較好的基礎，因此對於美國政府的更迭，我們還是非常期待美國在亞洲、在過去所做的努力能夠持續，讓這個區域的平衡跟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可以持續地維持下去。
問：這區域的安全情勢正在轉變，只須看看南部鄰國菲律賓已經降低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就南海問題，許多人士對於貴國政府及您個人都強烈反對國際仲裁法院的南海仲裁判斷，且派遣海軍艦艇前往太平島相關作為感到意外。若干人士將此視為對北京釋出善意或有意維持現狀之訊息。您為何採取此作為？為何不藉此機會改變台灣的主權主張？
蔡 ：對南海仲裁的判斷，我們的回應其實是以我們自己獨立的判斷，而且以台灣的利益所做出來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個判斷對於台灣法律上的拘束力，主要是有三個原因：第一、當然是我們沒有被邀請參與整個程序，因此我們沒有機會表達意見。第二、在這個仲裁案的判斷中，稱呼台灣為“中國的台灣當局”，我們沒辦法接受。第三、我們現在所實際占領的太平島是一個島，不是一個礁。事實上，我們也對國際社會講清楚了不接受的理由是這三個，完全是我們獨立的判斷，以台灣的權益為出發點的決定。
對於南海諸島與相關海域的問題，我們的立場其實很清楚，也就是“中華民國”對南海諸島與其相關海域享有國際法與海洋法上的權益，換言之，我們對於南海諸島與相關水域的主張是符合國際法與海洋法的相關規定，我們並沒有悖離國際社會的主流，希望整個南海爭議的解決能夠符合海洋法、國際法與《聯合國海洋公約》等相關規定。
對於南海的爭議，我們一向主張應該由多邊協商來解決，我們也希望所有的國家能確認台灣是這個南海爭議中相關的當事人，我們應該參與多邊協商，同時也持續強化在這個區域的角色，包括海上救難、人道救援、科學研究等，將現在我們實際占領的太平島作為救助或研究功能的基地。
問：另外，前任的馬英九與習近平舉行指標性的“馬習會”。會中，習近平與馬英九談論兩岸享有共同的歷史和血緣，習近平也提醒台灣遵守“一個中國”的承諾。您有與習主席會面的想法嗎？若有機會，您想告訴他什麼？
蔡：在馬習會中，我們有注意到雙方對一個中國問題的態度表達。我們覺得雙方可以見面、坐下來談談是好事，但如果要設定政治的框架，我覺得不好。正因為在立場上有差異，所以我們更要坐下來談，而不能說是因為我們要坐下來談，所以先去接受了我們本來就要去處理需要用共同協商來處理的政治問題。所以這是中國大陸方面一向以來的想法，就是任何有意義地協商都要有一個前提，這種政治框架對雙方關係的發展其實是有阻礙的。
我們當然也有顧慮到雙方之間在立場上的差異，因此我們在520的演講中試圖展現最大的彈性，也把台灣最大的公約數都考慮進去。我在520講到，我們會遵循“中華民國”現行的“憲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以及我們認知到1992年雙方有會談，也有一些共同的認知，試圖去縮小我們在立場上的差異。這是我們的彈性，也是我們的善意，但是我們不希望在雙方有意義地會談時，受到政治框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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