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這一變化趨勢一方面來源於其精英層的覺醒 —— 中國的體制正是其國家實力崛起的主要原因，而非之前所以為的那樣，是一個會被逐漸淘汰的落後因素。舉個例子，2019年上半年時，本人就曾參加過美國專利及商標局（USPTO）局長Andrei Iancu的一次演講活動，他在演講後與聽眾的私下互動中就表示：中國如今正在採用舉國體制發展科技，就像蘇聯曾經用舉國體制發展軍工領域那樣；蘇聯正是因為這樣的舉國體制，實現了在歷史上首次將人類送上太空，並在軍工領域曾長期與美國並駕齊驅；因此，中國在科技領域也會像曾經的蘇聯一樣，成為美國的重大競爭對手甚至超越美國。Andrei Iancu對中國在某些重要新興科技領域的重大進展深感焦慮，認為這是美國當下一個主要的國家安全危機。近年來美國某些“中國專家”對中國沒有在政治經濟體制上朝著他們希望的方向發展而感到失望，而這一失望背後更多的是一個他們不忍直視的焦慮——中國採取了一個能夠極大提升國家競爭力並超越美國的體制，而美國自身由於既有政治體制的限制難以啟用類似於中國的體制。“中國專家”們當然會批判中國的體制過多的犧牲了個人自由，但中國人民的個人自由顯然不會是美國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焦慮點。
這種焦慮和反思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執政者的風格突變，而這是該變化趨勢的另一方面來源。在涉華方面，特朗普執政團隊加大了美國政府對經濟活動和司法的干預，尤其在打壓中國科技企業方面。儘管這違背了美國曾長期標榜的市場經濟和法制原則，嚴重干擾了部分美國企業的商業自由，美國的執政者們也在所不辭。打壓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兩黨共識，因為他們認為，如果美國再不趕緊用專制和武斷的國家手段對付中國，那就來不及了。如果中國未來在科技領域超越美國，使得美國失去了長期以來的壟斷地位，那麼美國的損失將是不可承受的。即便民主黨拜登在今年的總統大選勝出，美國政府也很可能仍將堅持上述做法。
嚴萱強調，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不應再對中美關係由衝突趨向合作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抱有幻想。美國的精英和執政者當然知道，中美合作總體上可能會給美國公司帶來豐厚的利潤。但如果不打壓中國的話，美國在科技、金融乃至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長期壟斷將被打破，而這種損失將是美國難以承受的。同時，中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在不斷打破這種壟斷，而且是全方位的打破。這就是為什麼“太平洋足夠大, 容得下中美兩國”這一說法難以被美國接受，除非美國放棄保持其既有壟斷的想法。在這點上美國很難被說服。
嚴萱建議，中國如今所能做的就能是對美國曉以利害，讓其認識到，至少在某些領域的中美合作和不衝突對美國是利大於弊的。在某種程度上，這將取決於中國是否在上述領域取得了足夠的優勢，讓美國不得不尋求或允許與中國的合作，否則美國會得不償失。最近發生的美國政府允許美國企業與華為在5G標準制定方面的合作就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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