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略利益方面，美國對拉美國家與中國建交的重大擔憂是，中國會不會控制巴拿馬運河？中國會不會在薩爾瓦多聯合港建立軍事基地？這些擔憂至少在目前看有杞人憂天之嫌。中國與蘇聯不一樣，沒有在拉丁美洲謀求軍事存在，也沒有到加勒比海或者墨西哥灣進行“航行自由行動”。拉美國家哪怕是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的合作也是多樣化的。誠然，中國有不斷擴大的海外經濟利益，有保護海外貿易線路暢通的需要；中國有追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利益，有獲得資源穩定可靠供應的需要。這些利益與美國並不衝突，相反美中兩國可以在拉美國家的發展援助方面開展合作，讓拉美成為美中協作的新亮點。
有意思的是，美國人現在開始越來越多地批評“中國例外主義”。的確，大國都比較容易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大國能做的事情，小國未必能做到。基辛格認為，中國與美國一樣，皆認為自身在世界上占有特殊位置，但是美國具有普世主義的信念，希望將自己的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中國則是希望其他國家主動來學習，這是“中國的獨特性”。新加坡前外長楊文榮也認為，美國例外主義與中國例外主義的最大差異在於，美國想輸出自己的價值觀，但中國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
民族、歷史、文化、國情、制度的不同，決定了美中兩個大國儘管都有可能認為自己是例外的、獨特的，但不可能走同樣的道路。是分道揚鑣，還是殊途同歸，將決定美中兩個大國能否繞過“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對於拉美國家與台灣斷交的反應只是這種大國競合關係的一次折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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