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例外主義”確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理想主義可能為輸出意識形態興風作浪，現實主義則為美國全球追求戰略利益推波助瀾。以“美國例外主義”來解釋美國此番因薩爾瓦多等拉美國家外交承認從台北轉向北京而動怒，不難看出這是在美中大國競爭更加激烈的背景下，美國在意識形態上不容中國影響力擴大到美國後院，在西半球戰略利益的角逐中害怕被中國占得上風的反應。兩者結合，美國擔心西半球的地緣戰略優勢和力量平衡有朝一日會不會向西太平洋地區那樣，開始向中國傾斜。
拉丁美洲一直被美國視為後院，“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早在1823年，美國時任總統詹姆斯·門羅就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今後歐洲任何列強不得把美洲大陸已經獨立自由的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這項門羅宣言後來被演繹為“門羅主義”，包含三個要點：首先，歐洲各國不能再以任何美洲國家為殖民地；其次，在外交政策上行使華盛頓方面的原則，即美國僅在本身利益受損的前提下介入歐洲事務；第三，美國視任何殖民美洲的企圖為對國家安全之威脅。後來羅斯福總統又加入一項陳述：“溫言在口，大棒在手。”
“門羅主義”後來成為美國以“胡蘿蔔加大棒”單方面干預拉丁美洲事務的代名詞，自1846年起，美國已有30次軍事介入拉美。“門羅主義”被視為美國對拉美外交政策之框架，對外來大國染指美國後院尤其關切。冷戰時期，美國擔心蘇聯介入拉丁美洲事務，特別是在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因為蘇聯要在古巴部署導彈，1962年美蘇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政治、軍事對峙危機，瀕臨兩個超級大國的戰爭邊緣，史稱“古巴導彈危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