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白宮國安會東亞事務高級主任、喬治城大學高級研究員麥艾文（Evan S. Medeiros）表示，沒必要做二元選擇；兩者都是必需的，需要正確的配置。有效的對華戰略需要“最終狀態”，但它應該是籠統寬泛的，旨在指導政策選擇的戰略。最終狀態不應該太具體或太死板。最終狀態需要能夠隨著競爭的演變而演變。“最終狀態”應是正面的建議，重點是保護和促進美國的利益，避免了試圖從絕對意義上解決中國挑戰，比如倡導政權更迭。它關注的是中國的行為，而不是政權類型。
贊成追求“穩定狀態”的麥艾文表示，穩定策略的核心戰略問題比拜登政府對對華政策宣示的“投資、結盟、競爭”更為廣泛，“接觸、約束、平衡”政策的組合可以實現促進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競爭共存的穩定狀態。
前美國副助理國務卿、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謝淑麗（Susan Shirk）指出，美國政府需要為其對華政策制定具體目標，以激勵北京在追求其雄心的過程中採取更負責任的行動。她稱，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人別無選擇，只能與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共存。美國需要談判、施壓、保證的混合手法和策略來影響中國的決策盤算，使其採取建設性的行動。美國應該明確表示，它對待中國的方式完全取決於中國的行為，而不是美國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或國內政治。
有意思的是，這些美國學者在辯論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目標時，提到了“中國失敗、美國勝出”的前景，提到了美國接受與中國“長期共存、穩定狀態”的前景，卻沒有提到“美國衰落和失敗”的前景。或許是出於政治正確性，或者是不願正視美中力量對比變化的現實，避談美中競爭美方敗陣的可能性，使得這場辯論至少是不完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