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品貿易摩擦難以避免
從外部因素看，原來屬於配額產品的中國紡織品對歐美的出口量增價跌，引起了歐美等國的敏感反應。據海關統計，截至四月廿三日，中國對美國出口的褲子、襯衫、內衣增幅同比分別為1422%、600%、917%，而單價卻分別下降了24.7%、20.5%和43.1%。歐盟進口監控數據表明，自今年初全球紡織品貿易一體化以來，中國輸歐部分紡織品的數量已接近去年全年的配額量，二○○四年中國第四類紡織品的配額量為一點二八億多件，但今年初至二月廿五日的進口量就已超過一點二七八億件，已批准的進口量超過一點六七五億件；二○○四年中國第六類紡織品的允許配額量為4147萬多件，今年初至二月廿五日的進口量就已超過4111萬件，已批准的進口量甚至超過一點一七八億件。
而中國紡織品貿易「量增價跌」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生產能力低水平擴張形成的產能壓力。中國紡織品生產能力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三千萬錠猛增至接近六千萬錠；近三年來從事紡織品服裝出口的企業數增長了百分之八十二，二○○四年底企業數量已達到近四萬家；二○○○年之後，紡織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迅猛，二○○三年增長了百分之八十，二○○四年增加了144%，這種投資拉動型的發展，使部分紡織品產能迅速膨脹和過剩。而近四年世界紡織總量基本沒變，國際紡織服裝貿易增長緩慢，僅為百分之三左右，世界範圍內紡織服裝產品生產過剩，行業利潤空間狹小。有限的市場容量和銷售渠道導致企業競爭加劇。由於配額取消後沒有出口管理約束，國內出口低價競銷進入到任何國家的市場中幾乎都所向披靡，至使中國紡織服裝對外貿易面臨惡性循環。在許多國家紛紛要對中國紡織品出口設限的背景下，惡性競爭最終會導致中國紡織品出口在歐美等國遭遇「封關」，大量產能閒置。
此外，在近幾年中國產品出口競爭力顯著增強的同時，紡織品增長方式仍以粗放型為主，研發、技術投入不足；出口產品以定牌、貼牌為主，自有品牌少，企業祗能依靠擴大出口數量來賺取少量加工費，中國紡織業停留在「世界廉價加工廠」的位置上。
從紡織品貿易摩擦看外貿發展戰略
紡織品貿易摩擦也僅僅是全球貿易爭端的一個縮影，尤其是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有所抬頭，以及中國出口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為後配額時代中國產品出口的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可以預見，隨著中國產品出口競爭力的顯著增強，服裝、鞋帽、箱包、玩具、小電器、小五金等類商品在國際市場上佔據了壟斷地位，出口數量的高速增長很容易引起貿易爭端。中國已進入貿易摩擦高發期，必須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因此，中國政府和相關產業應在積極應對貿易摩擦的同時，做好重點產業加入世貿組織「後過渡期」的應對工作，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繼續完善產業預警機制，走可持續發展的貿易之路，真正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調整出口發展戰略勢在必行
中國傳統貿易戰略是以「出口創匯」為基本指導原則的。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努力擴大出口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擴大出口，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如為出口企業提供優惠貸款、貼息、出口補貼、退稅等。但是，這種帶有濃重的「重商主義」色彩的貿易增長方式也帶來負面影響：
一方面，多年來外貿出口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產品來推動；外匯儲備的大幅度增加，主要依靠出口產品的絕對數量取得。「中國製造」在取得諸多世界市場佔有率第一的同時，也導致外需與內需資源利用矛盾日趨激烈。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扭曲了國內經濟的資源配置，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特別是出口退稅已經成為中國外貿發展的巨大成本和代價。
另一方面，持續的貿易盈餘也會使一國的外匯儲備居高不下，對本國的匯率穩定和經濟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要破解世界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的難題，中國需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徹底改變傳統以出口創匯為首要目標的粗放式外貿發展戰略問題，實現出口促進從「規模導向型」向「效益導向型」轉變。
更進一步分析，按照科學發展觀所要追求的增長模式，今後在處理外需與內需的關係問題上，要採取更加均衡的戰略，促進外需與內需協調發展，將「千方百計擴大出口」轉向加快啟動國內需求，形成內外貿結合的發展態勢；在出口規模方面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出口國，沒有必要再進一步一味地擴大出口規模，出口政策要轉向側重以質取勝，減少單位產品的資源利用，減輕出口與內需的資源爭奪；進口政策側重要由過去以先進技術設備為主，轉移到進口國外資源與技術設備並重上來，從而形成內需與外需的對立統一局面。
要重視解決產品成本低估問題
成本優勢一直是中國外貿長期快速發展的根源所在。然而，隨著外貿「大進大出」格局的形成，出口成本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應當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避免造成資源和財富的對外流失。
首先，出口退稅等鼓勵出口的優惠措施已經變成部分行業進行低價競爭的資本，企業自身沒有得到應得的效益，紡織品行業出口頻繁出現的「量增價減」現象不僅使國家和企業應得的利潤白白流失國外，還為別國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提供了口實。
其次，加入世貿組織後，隨著外貿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國出口主體多元化趨勢越來越顯著，個體私營企業在外貿出口領域的異軍突起非常明顯。然而不同性質的企業，社會負擔不同造成了成本的不合理差異。在正常因素之外，利用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以犧牲勞動者利益從而達到降成本、獲取更大利潤的目的的現象在國內部分企業中存在，特別是在中小企業及非國有企業中這種現象是相當普遍的。從表面上看，企業的成本當然很低，但甩給國家的包袱越背越重。加入WTO，在國內企業更多參與世界經濟貿易的情況下，如果以犧牲社會保障作為企業不正當競爭手段的話，必然會引起更多的國際貿易摩擦，造成更大的社會問題。因此，要全面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為國內各種類型企業之間創造公平競爭環境，規範市場經濟秩序。
另外，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經濟擴張期，能源、原材料等供需形勢更趨緊張，而外向型發展戰略和國際製造業轉移加快也是造成中國資源壓力的重要原因。在當前的國際分工當中，中國處在低端產品的生產位置，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的同時，消耗了大量實物資源，大量低價產品出口導致資源流出過多，加劇了國內資源緊張局面，對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5年10月號，總第9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