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重慶的我和明之，與來自祖國各地的流亡青年和政治精英聚集在一起，被這裡的政治氣氛所感染，很快適應了重慶的氣候和生活，並融入了濃厚的抗日氛圍之中。
重慶，由於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國民政府的“陪都”。當時日本軍隊已侵占了大片中國土地，兵力已十分有限。1938年10月以後，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不久，中央黨部的速記同行告訴我，我“特別入黨”的手續很快就要辦妥了。他還告訴我，10月下旬，要召開一屆二次國民參政會，我會繼續擔任會議速記。我和明之意識到，馬上要進入秘密的特殊鬥爭，明之也不能再參加公開進步活動了，於是便悄悄退出了歌咏研究社。
我和明之明白，此時最要緊的是與黨組織接關係。於是我再次去了八路軍通訊處。我已經有了在浙江省政府做秘密情報工作的經驗，為了安全、保密，我身上連一張紙片也沒帶。到了機房街70號我黨“通訊處”門口，我仔細觀察了一下，確認周圍沒有中央黨部的熟人，於是就用草帽半遮住臉，溜了進去。這一次，我終於見到了剛剛到達重慶的董必武。
我向董必武匯報了我和明之在西二街22號“庚款會”的臨時住處，以及我打聽到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機關組織和人事情況，最後說：聽同事講，我的所謂“特別入黨”或叫“直接入黨”的手續很快就要批下來了。
我特別強調“所謂”二字，董必武聽了，明白我的用意，高興地說：有了這個“特別入黨”就可以順利進入中央黨部了嘛！你要注意了解國民黨的動向，有重要情況及時報告。
我點頭說：明白。
董必武又叮嚀道：你轉告明之同志，叫他不要到“通訊處”來，組織上會派人到你們的住處和明之接黨的關係。並約定聯絡暗號為有節奏的敲門聲：嗒—嗒嗒—嗒。
我從董必武的房間裡出來，在走廊上意外地碰見了鄧穎超大姐。我高興極了，像上次在王汝琪家一樣，鄧穎超熱情地擁抱了我，緊緊拉著我的手，找個地方坐下，關切地問：你什麼時候來重慶的？
我回答：是董老讓我和明之一起搭參政會的包船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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