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伊拉克戰爭也表明，美國雖然有實力繞過國際社會做它想做的事，但美國並沒有實力繞過國際社會做成它想做的事。另外，其他國家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不及美國，但並不受美國控制。事實上他們總是能制定並執行他們自己的對外政策，美國不可能強行推動自己想要的國際秩序。
此外，全球化、多極化成為大趨勢。全球化使得國家間的各層面聯繫越來越緊密，各國之間相互依賴性越來越強，這促使各國更傾向於尋求合作而不是對抗。多極化使得大國競爭呈現複雜的局面，任何兩國間的對抗和衝突，都會造成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後果。這些因素都在促使全球各種戰略力量認清現實，避免過早戰略攤牌。
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將基本保持穩定。這一戰略態勢，構成了中美關係進入戰略性相互適應的最大外部條件和推動力。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北京應該保持謹慎，以防他更大的雄心與當前更現實的利益相衝突；美國也要小心翼翼，以防他的歐亞大陸的戰略利益因處理對華關係的戰術性失誤而受到危害。”
不斷增強的相互依賴性是促使中美兩國調適戰略關係的堅實基礎
美國著名學者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賴，指的是以國家之間或不同國家行為體之間相互影響為特徵的情形。”他們認為：“當交往產生需要有關各方付出代價的相互影響時（這些影響並不必然是對等的），相互依賴便出現了。如果交往並沒有帶來顯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價的結果，則它不過是相互聯繫而已。這種區別對我們理解相互依賴的政治至關重要。”根據這一定義，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中美兩國在經濟、軍事安全以及非傳統安全領域存在著不斷增強的相互依賴的關係。
在經濟領域，現在中美兩國已形成互補共贏和密不可分的經濟關係。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美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是美國第五大、並且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有相當大部分購買了美國的國庫券；中國還向美國出口大量價廉物美的商品。這些都為美國經濟的穩定和繁榮、為美國消費者的生活質量提高做出了貢獻。
隨著中美經貿關係的迅速發展和經濟相互依賴的日益加深，兩國社會之間的交往面大幅增加，同時摩擦面也在增多。一個重要的表現是，中美經貿關係中存在的問題明顯增加。但是，中美雙方都非常清楚，如果中美經貿關係因某種原因遭受重大挫折，對兩國經濟都會有極大的負面影響。
軍事安全領域的相互依賴，突出地表現為雙方在防止因台灣問題可能導致中美武裝衝突上形成某種相互威懾和合作。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是中美關係中惟一有可能導致兩國發生武裝衝突的問題。中美兩國在防止“台獨”分裂勢力改變台海現狀方面有著共同利益，也進行了某種合作。因為如果中美因台灣問題爆發武裝衝突，那將是兩個核國家之間的戰爭，是不符合兩國利益的。
此外，在地區層面上,中美兩國在軍事安全上的相互依賴也在增加。比如，中美兩國在解決朝核問題方面就進行了積極的合作。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穩定和實現無核化目標上有一定的共同利益。
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中美雙方的相互依賴也在迅速增加。現在中美兩國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正在逐漸形成新的安全合作關係。這方面在反恐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九一一事件後，反恐成為美國全球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最優先事項。為此，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中國也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基於雙向互利的原則，中美建立了中長期反恐怖主義交流與合作機制。中美雙方在反恐問題上進行著積極而富有成效的合作。美國國務院反恐事務協調員泰勒大使認為：“美國和中國高層領導人的大力支持已經促成兩國牢固的、多層面的和不斷發展的夥伴關係。”
中美雙方彼此觀念上的轉變構成了中美兩國調適戰略關係的心理基礎
隨著國際環境的改變，以及中美兩國實力地位的變化，中美兩國在長期博弈進程中，雙方對於彼此一些固有的老觀念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自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到現在，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美國對中國的心態經歷了複雜的變化，並導致美國對華戰略發生相應變化。
中美關係正常化始於美蘇冷戰，中美合作的戰略基礎在於應對蘇聯擴張威脅的共同需要，並最終實現中美建交。而另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中美綜合國力的對比相差懸殊，中國不過是美國全球戰略棋局中的一枚棋子而已。由於中美兩國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差異，決定了美國從未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正如美國中美關係專家蘭普頓教授所說，當時美國認為中國是一個“虛弱的發展中國家”，美國對華政策的理論基礎是“虛弱中國範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