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制度差異是造成兩岸價值歧異與政治衝突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為何不具體就一些制度歧異尋求解決？而最具體、並可帶來現實利益的制度就是經濟。兩岸共同市場除需要整合貿易法規、關稅、金融、會計各種經濟制度，還因涉及服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部分，需要其他社會制度的相容；如果能循序漸進，解決制度歧異，取得相容性，那麼要談政治制度的安排才能有個紮實的基礎。
兩岸共同體即一中市場
當然，兩岸以及東亞的現況，與歐洲還是存在著差異。我們參考歐洲經驗，並具體考量兩岸與東亞現況，提出「兩岸共同市場」的主張。
簡單的說，「兩岸共同市場」就是「一中市場」，也就是目前多國籍（跨國）公司所稱的大中華市場（Greater China Market）；未來這個市場除了台灣與中國大陸，港澳兩地也應納入。這四個地區在ＷＴＯ的架構規範下，追求進一步的經濟整合。
兩岸共同市場的經濟效益
目前東協與中國，甚至與東協加三的自由貿易區都在著手推動了，中港之間的CEPA也簽訂了，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將降低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兩岸共同市場對中國大陸還有吸引力嗎？
東協與中國合組自由貿易區，是潛力很大的經濟整合計畫；如果台灣被排除在這波東亞經濟整合之外，長遠而言對台灣的經濟會帶來的重大傷害。不過，如果從東亞整體的發展來看，把台灣排除在外等於在減損整個東亞的經濟力量。如前所述，台灣在東亞經濟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東亞經濟整合缺少了台灣這一塊就不完整。區域經濟整合是要把餅做大，是貿易的創造效應而非排擠效應；它是互利的行為，而非以損人來利己。更何況，東亞經濟圈還要面對著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競爭，沒有理由把生力軍台灣排除在外。
外貿是台灣經濟之本，中國大陸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生產基地、最有潛力的市場。台灣不能在這個亞洲重要的經濟中心缺席。同時，北京的態度影響台灣參與東亞整合，因此台灣要進一步參與東亞經濟整合，一定要先與大陸先取得經濟合作的協定，否則其他各國不願先與台灣協商。所以對台灣而言，兩岸共同市場必須視為核心要務。
兩岸經濟制度的整合
兩岸共同市場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對兩岸經貿做制度性的規劃安排。這會進一步帶動投資的增加，而對中國經濟做出貢獻。
就制度面而言，兩岸經貿往來熱絡，但長期缺乏制度規範，資訊不完全、交易成本與障礙過高，這些問題增加了投資的風險，阻礙了長期性、大規模的投資。尤其一些智慧財產、高科技開發的共同合作，更需要雙方建構共同規範。若能以兩岸共同市場為架構，協商制訂規範，將大幅降低經濟風險，增進兩岸間大型、長期的經濟合作。
此外，全球化讓跨國界的經濟犯罪頻繁，像九七年橫掃各國的金融風暴也愈容易發生。全球化也讓各國內部所得分配、環境生態等問題，變成不是單一政府可以解決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各國，可以共同規劃勞工政策、協調產品供需失調，而歐盟更進一步協調統一社會與財政與金融政策，這些都有助於降低風險與成本，促進合作。
推動兩岸共同市場的步驟
兩岸共同市場到底要如何循序推動？首先，先把政治歧異放一邊，就如同一九九二年兩岸對「一中」內容，決定以「各自表述」的方式暫時擱置爭議，兩岸可以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上，平等而務實地追求經濟合作。
在此基礎上，兩岸第一步要做的是貿易往來正常化，也就是先解決三通問題。台灣方面可先把目前已在兩岸之間往來貨運權宜輪的轉口限制取銷，允許貨物可以入關。接著可對進一步的人貨，海空的直航進行協商。祗要兩岸要有誠意，先避開政治歧見，相互諒解，要解決通航通商的技術問題並不困難。
「通航」不祗是消極的解除限制，事實上也開啟了兩岸一個新的合作契機：物流運輸的合作。兩岸與香港，可以將現有的運輸物流做進一步整合，以聯營方式經營海空運 ，加強各港口物流的經營合作。
第二步是雙方進行關稅減讓。關稅減讓，對雙方都有著莫大的利益。台灣對中國大陸鉅額的貿易順差，主要是靠出口物料、半成品到對岸加工所累積的。關稅減讓，一方面帶動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另一方面，這也有利於台商在將大陸生產的產品，回銷到台灣再進行二次加工，促進台灣高階加工的發展。
自由貿易區協定的名稱
第三步，簽訂類似自由貿易區協定（ＦTA），作為兩岸推動經濟制度調和及標準化工作的基礎。
自由貿易區協定的第一步，就是雙方協商把相互之間貿易關稅逐漸調降到零。中國大陸已和港、澳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北京也希望以CEPA名義作為兩岸經貿協定之名，但台灣擔心被矮化。相對的，台灣希望用ＦＴＡ，對岸則認為這是主權國家間的協議。事實上祗要能發揮智慧，創造一個名詞讓兩岸接受，就可以處理掉這個問題，例如我曾提出Closer Economic Operation Framework，「更緊密的經貿運作架構」來取代上述兩者，相信也是個可行方案。
這個經濟架構，也應進一步考慮與港澳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協定整合為一，朝向大中華自由貿易區發展。
自由貿易區實現之後，就要進一步進行共同市場的推動，也就是需要在經貿制度、貨幣政策、對外關稅、經貿政策上尋求進一步的一體化。從經貿關係正常化到大中華自由貿易區，再到共同市場的過程中，兩岸需建立一個經常性的協商平台，持續規劃相關的制度配套，解決爭議。除了推動關稅減免，還要注重陸續推動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資訊等生產資源移動全面自由化。這也涉及到各自制度法規調整的問題；除了經濟法規、還涉及環境、社會福利與勞工政策，這需要長期持續性的協商，而這也是具體進行兩岸制度統合的實踐。
從經濟統合走向政治統合
兩岸共同市場是條兩岸經濟合作可長可久之路，更是具體決解兩岸制度差異、尋求兩岸統合的道路。政治不祗是意識型態，更重要的是制度。藉由對雙方都有現實利益的經濟議題出發，延伸到各種制度歧異的調合，建立兩岸間更密切的聯繫整合，這是最可行的一條路。
兩岸藉由經濟這個「下層結構」的合作來突破兩岸困局，在利益上密不可分，在基礎結構上形成緊密相容，自然會越行越近。兩岸共同市場等於是把經濟合作作為維繫區域集體安全的力量，透過制度化的經濟合作、解決衝突矛盾，統合制度，讓兩岸共同發展繁榮。也祗有在這個雙贏基礎上，兩岸才有可能走向政治統合。這個歷史機會就掌握在兩岸人民手上。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5年8月號，總第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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