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有兩則官員自殺消息，一是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徐業安4月8日上午被發現在其辦公室自殺身亡。二是浙江奉化塌樓事故所屬街道建設管理辦副主任何高波，於4月9日上午自殺。
死者為大，對自殺者說三道四似乎不太符合傳統道德，然而因為官員身份事關公共利益，公眾有權議論。這兩位官員自殺原因有待正式公布，不過，按照過往經驗，他們多半屬於“憂鬱型自殺”（徐業安自殺的報道中已有提及），因為這已成為官員自殺的路徑依賴。
除了憂鬱症，官員自殺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潛規則”：丟車保卒，犧牲我一個，幸福一家人或一批人。腐敗官員相互之間形成了牢固的利益聯盟，大官保小官，小官保老板，關係萬千重。當這個利益鏈中某個官員出了問題，眼看即將拔出蘿蔔帶出泥，從而導致“全軍覆沒”時，出事官員自殺便是一個集團或家族利益最大化的次優選擇。
這一方面源於傳統文化背景，人死為大，如果還對自殺官員窮追猛打（哪怕其真的有事），注定要背負道德指責，並且不受官場歡迎。另一方面，在正式規則上，也主張對官員自殺不再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官員自殺，常常是一了百了，什麼“秘密”都隨他帶進棺材，灰飛煙滅。
人死罪滅，對自殺官員個人不再進行追究也許是說得通的。問題是，一些官員自殺並非“一個人在戰鬥”，有時他不過是代罪“蒼蠅”，更大“老虎”還藏在後面，如果放棄原因調查、責任追究，正好中了“老虎”奸計，放過更加凶殘的犯罪分子。官員蹊蹺自殺，也許就是一封舉報信，值得反腐部門認真對待。若能圍繞自殺官員展開調查，查他個死無遺贓、案不漏人，既還公眾一個真相、社會一個正義，也給死者家屬一個交待。
其實，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沒有到實在無路可走，人不會走上絕路。況且，官員自殺決非突然，多半早有動靜，譬如被組織調查。因此順藤摸瓜發現問題並不太難，只要態度夠堅決。（時間：4月11日 來源：珠江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