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藍山一位六旬“摩的”司機陳作雄在當地交通運管所上吊自殺。他選擇這樣一種酷烈的方式，抗爭的是所謂“釣魚執法”讓他蒙冤。他的死亡也使用了最古老的申冤方法，伴著一封“申冤書”意圖以死表白冤情。有16名目擊者指稱，陳作雄遭遇了釣魚執法。陳作雄的境遇也容易讓人同情，他在一個月內四輛摩托車被沒收。
“釣魚執法”這個極容易引發公眾關切的語匯再度因一場死亡而引發滔滔罵聲。
湖南藍山縣運管所的最新回應是，陳作雄自殺當天，運管所沒有安排執法行動，變相否認了當天有執法人員參與“釣魚執法”的事情。一時間真相撲朔迷離。
此事當然需要還原真相，盡快給社會一個交代，以便平息輿論。但拋開具體的爭議不論，有關釣魚執法的手法，絕對不是無中生有。近年來，許多城市在打擊黑車時都曾使用過“釣魚執法”的手段，也曾製造許多頗具爭議的事件。
釣魚執法從本質上說，是給公民下套，以利益誘惑犯罪，爾後再以此過程作為指證的犯罪證據。這種操作的違法性毋庸置疑。只是久治不絕的原因有幾個，其中之一是，執法者存在利益和指標的誘惑。類似藍山縣的許多中國城鎮都在創建衛生城市或者一些城市稱號的名義下，掃蕩“摩的”。一些突擊工作往往有指標設計，與執法者的收益和前途有關。這不免讓人願意用釣魚執法來拉成績。另則是執法部門一直缺乏綜合手段，習慣於簡單粗暴，釣魚執法則最為簡單便利。
當釣魚執法成為一種執法習慣時，就難以剪除了。它會強加給執法人員一種錯覺，每次設套都必須成功，不成功也可以構陷。因為執法人員同時就是裁判員。被“釣魚”者鮮聞能從正常渠道申訴和解決蒙冤問題。
特別是一些釣魚執法發生在城市爭取某項殊榮時，地方政府的重心更願意側重在整治效果，而不是執法是否失當。甚至潛意識中認為強力的執法更有震懾力，更能在短期內使整治行動起到作用。在此之中，錯殺一個半個是可以承受的代價。
這樣的城市治理思維，自然也縱容了釣魚執法。這也說明，一個本就缺乏監督的交管執法系統加上城市治理依賴運動、嚴打的慣性思維，是非常容易忽略程序正義的。
回到陳作雄案，他一個月內遭遇了四次執法，前三次理由均為未隨車攜帶駕駛證或行駛證，並備注“非法營運”。據稱陳家家屬沒有否認。第四次的問題則成為焦點。實際上，在是否有冤情之外，陳作雄四輛摩托車被沒收的經濟打擊更是其不能承受之重，是其走向死亡的重要壓力。
他的遭遇顯然激起的是，更多非法營運的摩的司機的抗爭。比如一些摩的司機也表示過他們被釣魚執法。陳作雄的死亡也讓非法營運的摩的司機看到了激烈對抗執法部門的機會。
任何讓陳作雄事件繼續發酵的，恐怕不只在釣魚執法層面，而是貓鼠遊戲背後的固有矛盾。
應當說查處非法運營黑車可穩定市場秩序，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符合法律與市場的需要，應堅決支持。當然在嚴格執法過程中，也需要疏導這部分群體和考慮他們其他的生存機會。而在城市治理的思維上，也需要更完善的公共交通來阻絕黑車的市場空間，用更多合法的手段讓黑車消失。（時間：7月24日 來源：都市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