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作雄被扣押的兩輪摩托車，不是他的，而是借來的。為什麼要借車？ 因為，在一個半月內，他有4輛摩托車被執法人員扣押，再也買不起了。對這個60歲靠開摩的為生的老人來說，如果不借車繼續從事黑摩的生涯，就意味著失去了生活來源。可以說，摩托車就是他的命，儘管這樣比喻有點將生命矮化的味道。
那麼交通部門嚴查黑摩的，不惜釣魚執法，又是為了什麼呢？ 我想他們的本意，也並不是要逼得車主自殺，而是為了建設衛生城市的需要，是上級的安排。但是偏偏政府的這個大方向，和陳作雄等凡夫走卒的生存問題發生了衝突。你要打造衛生城市，就得清除黑摩的，如果容忍黑摩的的存在，那就別想被評選為衛生城市。這其實就是，衛生城市與黑摩的勢不兩立。作為黑摩的司機來說，陳作雄為了生存，可以給執法人員下跪磕頭，直至上吊自殺，我不知道他把電線套在脖子上的那一刻，該是多麼的絕望。作為執法人員來說，在黑摩的司機面前有天然的地位優勢，僅僅根據你沒有駕駛證行車證這兩項事實，再輔之以釣魚執法獲得的證據，就可以完全合法地將黑摩的扣留。兩路人馬的方向差異是如此的巨大。這是一種怎樣的折射呢？ 是否可以說明，我們一些政策的制定，離政府形象太近而離民生太遠？
假如，在打擊黑摩的之前，能給司機一段緩衝的時間，回收他們的摩托車，培訓他們的就業技能，安排他們有一個合適的職業，哪怕是當保安，當清潔工，再配之以低保、醫保等惠民德政，那麼取締黑摩的的阻力是否可以明顯減少，陳作雄也不至於上吊自殺呢？
其實，若是有一點同情心，在態度上有一點和藹，在處置上有一點變通，摩的司機的對抗心理就可能被大幅度削弱。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執法人員顯然不知道，或者雖然知道也為之漠然的是：一輛黑摩的，就是一個家庭的經濟支柱，是一日三餐的生活費，是兒女的生活費，是醫治疾病的醫療費。某些政策所缺乏的，不但是對底層的起碼的同情心，還缺少起碼的風險評估意識。
像黑摩的這種對社會危害不大，從業者多為底層民眾的行當，雖然應該打擊，但也應該考慮到從業人員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力，制定必要的風險預防和化解措施，盡可能地採用溫和的手段來推進。無論如何，以被執法者的生命為代價換取的執法效果，都是一個沉重的教訓。就算陳作雄不自殺，我想他的心裡也會就此埋下悲憤的種子。“只要你開摩托車，我就要整死你，還要關起你。”——這叫什麼什麼話？ 倘若報道屬實，說這話的人，必須被革除公職。如果之後他也沒有收入來源，那麼也可以去嘗嘗開黑摩的的滋味，體會一下，為什麼這樣一個風險極高的行當，還有人堅持不懈，甚至以命相搏？（時間：7月24日 來源：貴州都市報 作者：婁獻忠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