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國家中，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在於行政機關需要依法執法，執法只有兩個標準，一個是違法事實，一個是法律依據。只要出現了違法現象，執法部門不依法處罰就是瀆職；如果超越法律職權與界限執法就是濫用職權。而作為執法手段的罰沒措施也是如此，本無指標、任務可言，只能依據轄區內的違法狀況依法而行，又豈能下發所謂“罰沒任務”，發揮執法者的“主觀能動性”，肆意而為呢？
事實上，罰沒任務正是執罰經濟下的怪胎，這不僅違背執法倫理，也將違反執法的中立性、公正性，損害公信，同時，更可能“逼良為娼”，直接引發惡意執法圈套、違法執法。執法者行使著國家賦權的公權力，理應保持客觀中立，只尊重事實與法律。可是，如果像當地這樣，執法行為和“經費款項掛鈎、與年終獎懲掛鈎”，這勢必導致執法人員喪失中立與公正，一切從部門或個人利益出發，忽略了執法對象應有權利。同時，這也可能讓執法者故意先行怠於執法，“放水養魚”，等到當地違法現象泛濫成災，再“統一收網”，大獲其利。
“罰沒任務”的另一面也可能意味著，只要當地在“11月底”完成了任務，就可以放任違法或者選擇性執法。這恐給權力尋租帶來了巨大的生存空間。實際上，“罰沒任務雙掛鈎”，也從側面反映出當地財政支出、人員管理制度不明確、不科學、不公開。經費款項來源於國家財政，應嚴格按照辦公經費實際需要分配，而與罰款掛鈎，自然就是“多罰多得”，“多得”的款項究竟去哪兒了，也亟待深究。
正是因為“執罰經濟”的種種弊端，早在1998年，國家工商總局就下達了《工商行政管理系統行政性收費和罰沒收入收支兩條線管理實施細則》，明確要求“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不得對基層工商行政管理所（站、隊）下達收費指標，不得將收費收入與個人利益掛鈎。取消各種形式的超收超繳分成獎勵辦法。”
遺憾的是，相關細則只是很籠統地規定，違反規定，造成不良後果的，嚴格依法、依紀進行處理，並未給出具體懲罰依據與標準。同時，禁止“罰沒任務”的底線要求也並未寫進《行政處罰法》。也許正是因為法律對於“罰沒任務”缺少更為強有力的嚴懲措施，使得執法權失去了監督權的制約，讓部分執法機關的領導幹部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導致“執罰經濟”屢禁不止。
因此，有必要從國家立法層面，向“罰沒任務”設立高壓線，對“罰沒任務”以及背後的“執罰經濟”零容忍，讓違規決策者付出應有的代價，讓執法者重新回到客觀中立、公平公正的應有位置。（來源：西安晚報 作者：舒銳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