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和逐步減少死刑，是近年來我國司法和立法實踐中一個越來越顯著的趨勢。2007年1月1日，在中央的支持下，最高人民法院將死刑核准權從各省收回，死刑立即執行的數量由此得到大幅度地下降。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盜竊罪等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這是在1997年頒布新刑法以來首次出現的削減死刑的立法例。
三年來削減22項適用死刑罪名，幾乎壓縮了三分之一的死刑適用罪名，這無疑是頗為值得關注的。一系列有條不紊的改革舉措，以死刑為標誌性代表的重刑的淡出，指向的是一部更加“克制”的刑法，這種變化趨勢無疑是法治的進步。
刑罰在法律實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嚴刑不等於苛法，法律的核心並不是重刑，強化法治的意義更不在於用重典。事實上，法律的權威性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罪、刑相適的基本原則，而這一原則的踐行與社會的發展和觀念變遷密切相關，這意味著，法律本身並非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而是適應時代處於動態中，與一個時代人們對公平正義的基本理解相適應。
在法制史上，有些曾經的罪名到了今天可能已經不再適合以違法視之，而一些特定時期被視為“十惡不赦”的罪行，也有待新的評估。這樣的現象普遍存在，法律對此需要做出及時的反應，以適應和調整新的社會關係。在刑罰適用上，一個總體的基調是，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的演進，刑罰的使用朝著更謹慎、更嚴密的方向發展。
一定程度上，重刑主義的迷戀情緒仍然是存在的，甚至有著不小的影響。傳統社會有著深厚的重典主義傳統，至今，一些人身上彌漫著對重刑主義的留戀之情，不少人寄希望於法律以“殺一儆百”的嚴苛手段打擊、震懾犯罪，迷信重刑的強大威力，甚至篤定唯有消滅肉體才能根本上鏟除罪惡。
對重刑主義的理想化是值得警惕的。從歷史經驗來看，法律過多使用重刑的結果，往往不是對犯罪更加有效的遏制，反而會引起民眾不適乃至反感抵觸，製造社會的緊張氣氛，甚至法律或將處於一種被利用的危險境地。重刑主義一旦泛濫，一切社會手段，都將向法律無限傾集，法律容易變成一種製造威懾的工具，難免偏離正當性。
法律承載著維繫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與責任，公正永遠是第一位的。因此，如果將社會問題引起的負面情緒傾注於重刑，指望重刑來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也只能是一廂情願，而且代價更大。告別刑法的重刑主義，不能夠再有留戀。（來源：長江日報 作者：李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