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曾有媒體做過統計，人一生要同70多個證件打交道，想起來都有點後怕。由此，“證明我媽是我媽”也勾起了人們對“辦證難”的痛感。然而，除了這些必備的證件之外，人們在工作和生活中，還需要辦理五花八門的證明，比如，證明你媽是你媽、證明你沒犯過罪、證明你沒結過婚、證明你沒有要過孩子、證明你沒買過房，等等，讓人疲於奔命。事實上，證明公民的身份，一張身份證即可，何須那麼多重叠、狹義的證件和證明呢？
殊不知，證件和證明過多過濫的背後，潛伏著權力部門層層“設卡”、個個“伸手”的魅影。一些公共服務機構借辦證之機亂收費斂財，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一種潛規則。究其原因，乃是權力壟斷、權力自肥作祟。值得注意的是，借辦證、辦證明之機亂收費的公共服務機構，無一例外的均為“要害部門”。他們習慣於利用手中的權力，卡住服務對象的“要害”；一些服務對象為了能夠順利辦證、辦證明，儘管心生不滿，也不得不被動接受。
可見，證件、證明過多過濫，再證簡政放權之艱。不可否認，簡政放權推進到目前，已經進入了深水區，到了啃硬骨頭的階段，阻力更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花樣可能會更多。對於一些權力部門來說，簡政放權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行政審批事項取消了，權力也削弱了，服務反而增加了，而很多附帶的部門利益也被“減掉”了。問題是，一些過去在“審批經濟”中坐享其成的權力部門，可不願意當一個只服務、不得利的“苦主”。
因此，證件、證明過多過濫，倒逼公共服務“一卡通”。首先，權力部門應有“壯士斷腕”，自斷利益鏈的決心，真正使簡政放權“簡”到實處、“放”出實效，給審批鬆綁，給市場增氧，給公眾減負。同時，應完善信息資源和利益共享機制，實行公共服務“一卡通”，即讓身份證承載更多的個人信息內容和公共服務功能，真正實現“一證走天下”的目標。（來源：閩南日報 本文略有删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