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一篇題為《南航CZ6101生死間》的網文在微信炸開了鍋，引發廣泛熱議。作者張先生說，他於今年11月9日乘坐南航CZ6101航班飛往北京，中途突發腹內疝并急性腸梗阻，他緊急向機組人員求救。然而飛機在首都機場降落後，卻一直等了50分鐘艙門才打開。更讓人唏噓的是，無論是機組人員還是在場待命的急救醫生，對於這名因為疼痛已無法行走的乘客都沒有施之援手——由於沒有擔架，急救車醫生和空姐機長吵成一團，互相埋怨誰該把乘客送下飛機，誰該負責。最後，乘客自己一個人忍著劇痛走下了飛機。
關於此事的責任問題，兩微討論已備。有人說，南航挺冤的，因為飛機落地能不能開門不是它能做主。也有人說，機上有急症病患，機組應該及時通知塔台爭取早開艙門。還有人說，機場調度出現了問題。甚至有人說，作者太矯情。我并不想簡單地指責任何一方，因為從一般程序來看，他們都沒有錯，至少沒有大錯。這正是令人唏噓之處，因為，我們的社會生活語境中本來應該有這樣一個詞：特殊情況。在遇到“特殊情況”時，本來應該有一種基於人道立場的處理方式，叫做“特殊情況，特殊處理”。所謂特殊處理就是跨越一般程序，將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可惜在上述這個案例當中，與生命相關的一切都蕩然無存。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乘客化危為安，活下來了。否則單從南航的致歉信裡，我們恐怕也很難洞察事件的真相以及缺失在何處。
另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是，在社交媒體發達的今日，這位乘客沒有選擇沉默，而是選擇了發消息寫微博，否則，這件事未必會引起這麼充分的討論。我想起我們都熟悉的著名文章———《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文章說，1960年，山西省平陸縣有61位民工集體食物中毒，生命垂危。當地醫院缺乏解救藥品，用電話連綫全國各地醫療部門，終於找到了解藥。但當時交通不便，藥品不能及時送達。當地政府便越級報告國務院，中央領導當即下令，動用部隊運五運輸機，將藥品及時空投到事發地點，61名民工得救。我覺得，這麼溫情的救人故事不能只是出現在我們的新聞裡。
在南航事件中，人們噴得最多的是生命至上的價值觀被忽視被淡漠，其實這件事的背後反映了“應急預案”在現實中的磕磕絆絆。在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術、社會應急系統早已基本完善的今天，飛機上的病人急救送院應該不是一個很尖端的難題，處理的結果竟然是這樣，的確出人意料。
按照目前南航方面披露的情況來看，也許這件事還遇到了特殊情況，就是CZ6101航班當天落地滑行時，飛機刹車系統出現故障不能繼續滑行，必須要等待拖車拖行至停機位之後才能够開啓艙門。但是毫無疑問，另一個情況就不應該是特殊的了——機組和醫護人員誰該把病人抬進救護車。我心酸地看到，“最後，張先生自己半蹲半爬下了舷梯并自己歪著身體，爬上了救護車。”世界那麼大，周圍都是人，有機組成員也有醫護人員，他們都在袖手旁觀，這一幅畫面多麼令人心寒！
人人都想推卸責任，都不把伸出援手當作社會成員最基本的責任。萬一下次各方易位，被遺棄的可能就是自己。以前有一句話曾經被批判，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現在看起來，這句話是對的。（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陳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