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林毅夫和張維迎兩位教授由產業政策問題展開一系列爭論。第一回合，張維迎主張取消一切產業政策，認為“新技術和創新不可預測，新產業也無法預測”。針對張維迎的觀點，林毅夫發文稱“不能因為怕產業政策失敗而凡產業政策都一概反對”，產業政策集中有限資源，優先幫助對經濟持續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產業，有助企業家解決自身難於克服的外部性問題。林毅夫還認為：產業政策引導企業家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這必須有一個能够很好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市場；若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能聯合起來，經濟效益更好。
兩位教授第二回合的較量更為深入。張認為林的觀點至少有四個“錯誤”：不能只看到後發國家依托產業政策而實現“成長奇跡”，而應探究為何此前經濟一直發展不起來；市場是最有效發揮比較優勢的制度，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是矛盾的；技術創新和進步的來源是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而非產業政策；政府為推行趕超戰略，只會扭曲體制，企業家精神遭到打壓。林的針對性表態則內容恰好相反。
可見，林張關於政策工具性問題的爭論不是政策效益的高低爭論，而是政策工具應否存在的哲學方法論之爭。改革開放後，我們把一些制度問題，比如“姓公姓私”“姓社姓資”等問題裝在“不爭論”的瓶子裡。這一方面幫改革掃除了不少障礙，但也讓形而上學的問題以“量子纏繞”的方式糾纏著我們。是時候厘清思路了。
第一，“取消一切產業政策”不符合直覺和常識。有了羅盤，人們在大漠中行軍才更有方向感，產業政策也是如此。公共部門團隊基於信息、經驗和知識，對某些行業未來發展做出某種預測，只要其認知符合實際，往往能帶來比無“五年規劃”經濟體更好的實績。產業政策具有羅盤作用，已成國際共識。
第二，政府和企業的差異不是誰更有效率，而是一個生產“看得見的”公共品，另一個生產“看不見的”私人品，關鍵在於如何達到最優配置。目前看，林毅夫教授站在更為接近真理的一邊。張維迎“取消一切產業政策”的口號，如果擴展到所有行業，必然會得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壞的”結論。再往下推導，結論會是“政府越小越好，市場越大越高效”，這與市場原教旨主義有何區別？事實上，矯正市場失靈的三個途徑都來源於公共品的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