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教育學認為，沒有懲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針對學生失範行為采取的否定性制裁，是一種合理的他律手段，有助於避免失範行為的再次發生，促進合範行為的產生與鞏固。因此，適當的懲戒權應是教師基本的職業權利之一。
然而，一直以來，我國法律并未系統地規定學校懲戒權。在對於學校“懲戒權”語焉不詳的同時，相關法律法規卻對“體罰”或者“變相體罰”有明確的禁止性規定。這直接導致教師對於一些頑劣學生不敢管、不願管，既無助於其個人改過自新，也嚴重影響了正常的教學秩序，對所有學生的受教育權利造成損害。再加上體罰缺乏法律上的界定和解釋，不少人往往將學校正常的教育懲戒混同於體罰、變相體罰，容易引發對於學校的誤解，引發家長和學校之間的矛盾衝突。
近年來，中小學生圍毆、虐待同齡同學，甚至毆打老師的新聞屢見報端，引起社會對校園暴力問題的關注和討論，關於修改法律降低刑事責任能力的呼聲高漲。但刑法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最後一道防綫”，只能是在其他社會手段和法律手段無能為力時發揮作用。現在校園暴力問題突出，很大程度上源於學校教育懲戒“第一道防綫”的失守。青少年正值身心發育的關鍵期，可塑性很強，學校通過對學生施加外在的、強制性的影響，往往能够有效矯正學生非社會性行為，使學生自覺防止同類錯誤的發生。相反，直接訴諸刑法，則會毀了一個年輕人的未來，使其對社會感到失望，甚至產生報複心理。
此前，對於教育懲戒權的呼籲已多次出現在兩會等議政視野中。如今，青島率先出台我國第一部以學校為主體的地方性政府規章，明確賦予了學校和教師適當懲戒權，具有破冰意義。不過，單是有了法律依據還遠遠不够，什麼樣的懲戒才算是適當，懲戒與體罰的邊界在哪裡，不當懲戒如何追責，這些必須予以明確界定，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從發達國家立法經驗來看也是如此，在美國，體罰是被允許的，但老師必須依據政策裡詳細寫明的具體部位而進行體罰。日本則在相關法規裡明確告訴學校什麼行為是懲戒，什麼是體罰，如讓學生餓肚子不回家是體罰，學生犯錯罰掃地是懲戒。因此，我們在試水學校“懲戒權”立法的同時，必須細化相關標准，厘清懲戒範圍和方式，既充分發揮教育懲戒的威懾作用，又能保障廣大學生的合法權益。（來源：南通日報 作者：張楓逸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