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接受采訪時表示：這次向兩會提出修改《教師法》的議案，《教師法》要明確寫清楚教師具有教育懲戒權。他認為，教育懲戒權屬於公權範圍。教育懲戒權有其特定的含義，不含體罰、打罵、辱罵，對其理解要准確。
給教師懲戒權的討論由來已久。但在現實中，對於教育懲戒權如何具體操作實施、尺度如何把握，這些具體環節仍存在模糊和爭議之處。在很多師生衝突中，教師認為那是合理懲戒，家長和輿論卻認為是體罰。在此語境下，懲戒教育往往會演變為師生個人恩怨。
因此，我認同周洪宇代表說的“教育懲戒權屬於公權範圍”，將懲戒教育學生歸於公共事務，也確有必要。
而將教育懲戒權歸於公權，就應有明確的適用範圍、調查處理程序、監督機制。
首先，要對懲戒教育進行明確的制度規定。明確學生的哪些不良或違規行為，可以受到怎樣的懲戒。其次要根據規定，調查學生的不良行為、違規行為，舉行聽證會，根據調查結果對學生進行懲戒。再次，對學生進行懲戒教育時，要公開透明，接受師生、家長監督。
具體而言，對於發生在校園中的學生違反校規行為，應由學校的學生事務中心對其進行調查，并根據調查結果進行懲戒，而不是直接由發現違規行為的教師、班主任進行懲戒。由學生事務中心進行調查處理，也就是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規則教育。這就如抓到小偷之後，不能毆打小偷，對小偷施以“私刑”，而必須交給警方進行處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