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校園欺淩事件屢屢見諸報端。校園欺淩事件的發生也暴露出社會各方對青少年身心健康教育方面的漏洞。民進中央敏銳地關注到了校園欺淩現象，并建議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校園欺淩處理辦法，明晰學校和教師的反欺淩責任，給予學校適當懲戒權。此外，不少政協委員也非常關注校園欺淩，并紛紛建言獻策。
時下，校園欺淩面臨的最大尷尬是：欺淩形式是五花八門的，治理方式卻是手段有限的；欺淩傷害事件觸目驚心，懲戒程序卻大多比較溫柔。
2016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了校園欺淩報告，其中收錄了18個國家10萬年輕人的數據，顯示全球學生中25%的人曾經歷過欺淩。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項針對10個省市中小學生的抽樣調查顯示，32.5％的人偶爾被欺負，6.1％的人經常被高年級同學欺負。在最高檢報告中提到，2016年以來，共起訴侵害在校學生的暴力犯罪1萬餘人。冰冷的數字背後，是受害者千瘡百孔的人生。
越是問題嚴峻，越要措施雷霆。一方面，2016年4月，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關於開展校園欺淩專項治理的通知》，在全國開展了為期九個月的專項治理。2017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一個部門聯合印發《加強中小學生欺淩綜合治理方案》，旗幟鮮明地表明了積極防治校園欺淩的態度。但是另一方面，面對日益複雜隱蔽的校園欺淩亂象，既有政策措施仍顯得捉襟見肘。正如民建中央所坦言的——比如現行政策下，學校執行治理政策的努力只能改善肢體欺淩和言語欺淩現象，較為隱蔽的關系欺淩、網絡欺淩等問題繼續存在。學校介入與處理欺淩的方式集中於“教育與鼓勵”“移交公安部門”兩種，與校園欺淩類型的多樣性、複合性不匹配。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不出意外的是，《未成年人保護法》的修訂或會成為熱點之一：因修訂草案會涉及校園欺淩問題，公衆自然寄望借此推進反校園欺淩立法工作。不過，徒法難以自行，僅僅靠法律底綫的事後責罰來喚醒校園法治的澄明，顯然不太樂觀。除了探討校園安保的執法權之外，最關鍵的，還是推動合法懲戒權早日回歸校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