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坊間百姓群衆中，總有極少數人，或依仗家庭經濟富裕，或依仗自己人高馬大拳頭硬，再或是依仗自己的無賴品行甚至是“鬼不纏”，對社會底層百姓肆意欺淩，甚至公開半公開的欺男霸女。而絕大多數普通百姓又向來信奉“安分守己過日子”，既不願輕易訴求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又不敢招惹這些“混混”，要麼選擇避而遠之，要麼就是忍氣吞聲。發生在邢台市巨鹿縣的這起“反殺案”，“嫌疑人”董明剛就是最好的例證。
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辱妻之仇”是任何一個男人都不能承受的，沒有那個丈夫能够容忍另外一個男人肆意欺辱自己的妻子。同樣，稍有道德廉恥的人也不會明知人家丈夫在家還要硬闖進去欲行不軌。而刁某某顯然就是這麼一個人，他不但乘著酒勁翻墻進入董明剛家中，還用暴力逼迫董明剛與妻子離婚，明目張膽的要求董明剛妻子與自己“生活”。面對刁某某的淫威，董明剛選擇了一忍再忍甚至是屈服遷就。有道是“兔子急了還咬人”，在刁某某一再威逼乃至用車鑰匙將董明剛戳的滿臉是血後，忍無可忍的董明剛隨手抓起自家的剪刀奮起反抗，最終將刁某某捅傷致死。
如果僅從這一過程來看，董某某的防衛確實有些“過當”。刁某某的行為雖然霸道，但肯定不會危及到董明剛的生命安全。盡管我國刑法中對正當防衛有明確定義，但在以往諸多具體司法實踐中，基本都是遵循“對等原則”，即只有當加害行為足以危及生命安全時，實施正當防衛才不存在“過當”，否者就必須為此承擔責任。尤其是“結果認定”更讓諸多合法的正當防衛被判“過當”，矛盾就在於防衛造成對方死亡而自己還“活著”。這起案件開始時警方既認定董明剛存在正當防衛行為，又以“故意殺人罪”和“防衛過當”移送監察機關審查起訴，其思維邏輯明顯還停留在“後果”的不對等上。
其實，排出“主動性”的正當防衛行為以外，大多數被逼無奈乃至“反殺式”的正當防衛，加害一方可能主觀上不會做出危及對方生命安全的行為，比如“昆山反殺案”和“淶源反殺案”，但在當時暴力和語言恐嚇的情況下，受欺淩一方很容易做出危及自己生命安全的判斷，再加上心裡極度恐懼緊張，其防衛行為根本無法做到“理性”，正如本案檢察官所言，判斷它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應當以防衛人當時所處的環境下來判斷，而不是我們在事後的視角來苛求防衛人要做出理性的判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