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北大回應河南退檔事件：退檔處理過程存在不合規之處，招生辦公室的退檔理由不成立。招生委員會決定按程序申請補錄已退檔的2位考生。
命運幾經反轉，被補錄的少年和北大連日來一起被推上風口浪尖。今年高考的硝煙漸漸散去，盡管被退檔的學生已重新被北大補錄，北大之前退檔的爭議猶存，伴隨旨在促進高考公平的國家貧困專項計劃，整個事件暴露的問題成了近日來被輿論和學者爭論不已的話題。
此前遭遇退檔的考生高考總分為理科536分，高於河南省理科一本分數綫34分，而北大在河南省的理科一本投檔綫則為684分。該考生被北大提檔，得益於國家貧困專項計劃的實施。但北大給出的退檔理由則是高考成績過低，考生入校後極有可能因完不成學業被退學。
從提檔到退檔再到最終補錄，考生一波三折的命運曲綫，還原了旨在促進教育公平的國家貧困專項計劃和高校招生自主“理性”的幾輪交鋒。作為制度的執行者和自身利益的守護者，高校身上的兩個角色難免發生衝撞，在2位補錄學生身上所表現出的摩擦自然也不奇怪。
高考招生制度設計基本以分數高低為准，制度設計的初衷是實現公平。國家貧困專項計劃的出台，表面上是對貧困地區的政策傾斜，實際上也是為了更有效率地落實公平。
客觀來講，貧困地區的教學條件并不占優，相比來說，從一開始這些地區的學生就很難和其他考生站到同一個起跑綫上。因此國家貧困專項計劃的出台，其實是對客觀現實造成的實質不公平的“制度性”矯正。希望通過政策補償機制，來提升貧困地區及農村學生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機會。
作為制度執行者，高校不可回避的另一個身份是招生主體，它有著“擇優”的錄取訴求，握緊分數綫是招生本能，在全國範圍內不同區域的“掐尖”之戰更是常規操作。單純站在校方角度看，在一定範圍內，與其“機械執法”尊重規則，不如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同等條件下的更高分考生。補錄前的退檔看似和政策規則相衝突，其實也是高校一時以效率優先為考量標准的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