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5歲湘西女教師李田田發文質疑頻繁迎檢遭“深夜約談”事件，備受社會關注。李田田在文章中反映，自己為應對上級各類檢查而頻繁打掃衛生，耽誤了教學。
10月17日，湘西州委書記葉紅專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李田田提到的打掃衛生的情況，據初步調查是為了迎接教育部門對城鄉均衡教育的階段性檢查。湘西將整頓一切形式主義的檢查，教師有什麼意見、好的建議，支持公開發表，他們也會及時調查解決。
20日，李田田所在的湖南省永順縣發布情況通報，表示已成立調查組，對李田田老師及媒體反映的問題進行調查，對調查中發現的問題及時整改并嚴肅處理。
應該說，湘西州和永順縣的表態，切中了利害，呼應了公衆期許。但是，該事件所披露的貧困地區基層迎檢的形式主義，也值得我們深思。
“需要准備”的上級檢查與下級迎檢
實際上，李田田文中所指出的頻繁迎檢，不是某一個具體的評估項目的壓力，而是一些貧困地區在精准脫貧過程最後的收尾階段，所面臨的一種整體性草木皆兵、如履薄冰的氛圍。
我也曾在過去一年間掛職某國家級貧困縣，協助分管教育。起初，我習慣於不打招呼、下鄉途中臨時造訪當地的鄉村學校。後來秘書婉轉提醒勸阻，這樣恐怕不好，校方沒有准備，又極為重視“上級領導”來訪，所以最好要提前一天告訴他們，第二天再去。
我說，我一個掛職幹部，不是什麼“上級領導”，本身就是來幫忙的，不是來添亂的，更沒有什麼評價考核“生殺予奪”的權利，下鄉去純粹只是為了了解他們的困難，無需刻意准備。
李田田老師講述的自身經歷，和我的上述記憶恰好相互印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