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官網公開了《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9546號建議的答複》(以下簡稱《答複》)。《答複》中提到：“您提出的‘改革我國對博士生、碩士生畢業考核體制，給予導師決定博士生、碩士生能否畢業的自主權，釋放研發能量’的建議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對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評價標准具有很大啓發。下一步，教育部將充分采納您的建議。”
給予導師在決定研究生能否畢業上的自主權，這樣的建議聽起來有點新鮮。畢竟目前的操作規範中，影響研究生能否畢業的導師權重相對沒那麼大，論文答辯過程中面對的是論文答辯委員會，最終能否畢業要參考其導師和所在學院等各方的意見。也就是說，從形式上看導師并沒有這方面絕對的自主權，但這并不是說導師意見不重要，恰恰相反，不少大學和科研機構對“導師負責制”缺乏明確合理的權責界定，結果賦予了導師過大的權力，并由此導致不少問題。
過去討論更多的是如何規範“導師負責制”，而不是賦予導師更大的自主權。之所以存在這種傾向，歸根結底是出於對導師權力濫用的擔憂。
對於研究生教育而言，一旦導師在學生畢業中權重加強甚至起到決定作用，就意味著非常高的信用成本。這種制度假設導師能够公允行事，按照規範來開展日常教學活動，而不會利用手中權力“指揮”學生。但現實中反映更多的恰恰是各種“導學矛盾”，導師與學生關系不正，研究生們對導師的稱呼常為“老板”，平時有的學生淪為導師的苦力，或做出額外的學術勞動，或幫忙處理私人事務，諸如此類，學生有苦難言。而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主要就因為導師權力過大，甚至可以說導師掌握了研究生的“生殺大權”，在這種權力籠罩之下，師生關系扭曲也就不是什麼意外。
可以想象，如果導師自主權進一步提升，對學生能否畢業起到關鍵作用，在缺乏相應規範機制的情況下，上述“導學矛盾”只會被放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