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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帶水,千年情仇:中日兩千年交往梳理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4-06 15:05:17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就地理距離而言,稱得上近鄰。可要從心理距離來說,日本恐怕離我們比歐洲還要遙遠。中國人看日本,總有一種霧裏看花的朦朧感和不安感。當看到銀座街頭廣告牌上醒目的漢字時,中國人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可目光一觸及假名,心情又立馬變得複雜起來。 

  這真是奇特的雙邊關係:雖一衣帶水,卻又心隔萬里;雖物質往來頻繁,卻少有精神交流。雙方都一邊戴著有色眼鏡看待對方,一邊還可能在心裏嘀咕:“這傢伙遲早會成為我們的心腹大患!”小個子的日本人曾經因為中國的存在迷茫了2000年,現在,終於也輪到大塊頭的中國開始困惑了。 

  朋友?敵人?抑或是介乎兩者之間的良性競爭者?或許,把大塊頭和小個子2000年來的交往歷史做個梳理,就會真相大白了。 

  ●望春芽——華風東漸時代 

  中日之間的直接交往大致在漢武帝征服衛氏朝鮮之後,且很長一段時間都以朝鮮為交往中介。《後漢書-東夷傳》中稱漢光武帝在建元二年,即公元57年賜“漢倭奴國王”金印給前來朝貢的倭奴國使節,這可以看作雙方的第一次外交關係,而1784年該金印在九州的出土無疑也印證了史實。 

  早在公元前4世紀,中國的先進技術(如制鐵)及文化就通過朝鮮半島傳到了日本,促進了此前尚在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日本社會進一步分化。以往以血緣結合的氏族公社大都轉變成由地緣結合的部落或部落聯盟,而部落兼併戰爭也開始白熱化。終於,中國的鐵器和水田稻耕農業造就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早期國家——邪馬台國。 

  以邪馬台為代表的北九州各國是典型的農耕文明,靠海,又多兼營漁業,遂有拓展海外關係之心。邪馬台國先後三次遣使來洛陽朝貢曹魏政權,而曹魏也回派了使節。曹魏還賜卑彌呼女王“親魏倭王”金印,甚至還派帶方太守調停過邪馬台與狗奴國的戰爭。有了曹魏的支持,邪馬台甚至還入侵過朝鮮南部。曹魏對邪馬台的厚愛有加完全出於政治需要:明確邪馬台對曹魏的臣屬關係,切斷日本與南方東吳政權的聯繫。 

  就在邪馬台與中國禮尚往來之際,在日本本州中部,另一支被稱作“大和”的政治力量迅速崛起,並在100年後統一了日本列島。大和族是現代日本人的民族起源,不過,這個民族從一開始就呈現與北九州文明本質上的不同:九州人以農業為主業,性格比較平和;大和人也有農業,但並不突出,且富於侵略性,在軍事上明顯強過九州。隨著大和的崛起,日本進入了“古墳時代”。 

  之所以稱作“古墳時代”,是以當時大量盛行的墓葬命名。古墳時代持續了400年,隨著大和國統一戰爭的深入,古墳也逐漸出現在關東、九州南部、奧羽等偏遠地區。關於這段創世紀的歷史,由於戰亂導致交往斷絕,所以中國史籍除了478年雄略天皇給南朝宋順帝的表文中提過外就是一片空白。日本古籍《古事記》和《日本書記》裏的記載更類似于貝奧武甫式的英雄史詩,但至少從側面反映出大和勢力擴張的情況。 

  關於大和民族的來歷,戰後盛行的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說或許最為科學:大和族可能是因為五胡亂華的緣故而經由朝鮮半島南下進入日本的通古斯族的一支。給出的理由也很充分:古墳樣式前後期區別顯著,後期墓主多為貴族,從盔甲、馬具等隨葬品看,遊牧民族色彩濃厚,且墓葬地點多設在山崗等軍事要衝。前後期的轉變顯得非常突然,中間缺少銜接。此外,最有力的證據就是自古墳中期開始,日本列島馬匹數量突然劇增。現代科技也證明日本人的遺傳基因最接近半島北部的朝鮮人。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與土生土長的倭人相比,大和是一個完全異質的種族。其實,將大和人放到世界歷史大背景下就不難發現,這不過是遊牧文明向農耕文明第二次大衝擊在日本的縮影。同期的羅馬帝國遭到匈奴及日耳曼蠻族入侵,中華文明被五胡之亂逼得退守江南一隅。可以說,作為騎馬民族的大和與中國在文明深層結構裏是相衝突的。但在與高句麗爭奪半島霸權失敗後,已經接納了先進農耕文化的大和國迫於時勢,再次和中國南朝政權取得聯繫,希望借中國權威加強在半島的勢力。在著名的五王時代,日本先後朝貢13次,並領受南朝政權的官位。 

  政治上的交好以及北方頻繁戰亂,使得不少中國人流落日本,成為日本人所說的“歸化民”。實際上,這些歸化民往往具備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反倒是他們在開化落後的日本。他們既改善了日本人的物質文化生活,又加快了日本文明的進程。日本將這些技術移民按照工種分為品部,進行集中生產,形成了部民制。部民制最終催生了上層建築氏姓制,構成了大和國的經濟政治基礎。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中國文化也佔據了主導:移民中的知識分子進入政權中樞,漢字得到普及,儒學風靡日本,但真正對日本社會產生根本性影響的還是佛教。作為一神制的佛教非常契合當時日本皇室苦於閥族勢力尾大不掉,急需一種宣揚中央集權的意識形態來整合國民思想的政治形勢,所以很快取代本土的神道,成為統一國家的思想支柱。這很類似於中國漢代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圍繞著宗教信仰問題,代表皇室的革新派蘇我氏與保守派物部氏爆發戰爭,並取得勝利。隨著蘇我氏於576年建成飛鳥寺,日本迎來了以佛教文化為主流的飛鳥時代。要注意的是,同時期的中國南朝和北魏同樣崇尚佛教。 

  這一階段的中日交往節奏緩慢,規模有限,並呈現“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平和態勢。作為一個尚未成熟的國家,日本對中國的先進文明充滿了仰慕。相對應的,由於地處偏僻,中國歷屆政權都將日本視作一個落後淳樸的鄉下窮親戚,所以始終沒有非分之想,雙方維持著和平友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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