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1日電／說起“家祭”，人們總會想起宋代愛國詩人陸游那首世代傳誦的名詩《示兒》：“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祭祖活動被賦予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社會學學者耿羽博士撰寫，近期榮獲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圖書獎和福建省第11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青年佳作獎的《家祭：兩岸祭祖習俗變遷及其社會基礎》(海風出版社)一書，詳細闡述了兩岸祭祖習俗的變遷與社會基礎，試圖從祭祖這一特定的民俗活動中，反映兩岸一家的歷史淵源以及台灣同胞尋根問祖的家國情懷。
祭祖的世俗化和庶民化
福建日報報道，千百年來，中國百姓以家族的綿延即傳宗接代作為自己的本體性價值，人們把自己放在家族生長的長河之中來看待，上承祖祖宗宗，下接子子孫孫，人們在有限的生命之中對於家族的傳承與綿延有著無限的想象和期待。在中國，家族生活是世俗的，卻又牽扯出超世俗性的價值觀念。可以說，家族這個歸屬體系是超越性和世俗性的統一體，家族對於中國人來說既是此岸，又是彼岸。由此，中國百姓視自己的家族祖先為心目中最重要的尊神，自古以來，祖先是家祭的主要對象。家祭是古人拜祭自己祖先的一種儀禮，有的是在祠堂祖先的牌位前，有的是在祖塋前，擺上三牲等祭品，焚香跪拜行禮，祈求祖先庇佑子孫幸福平安。祭祀祖先，是家族綿延制度設計中的重要一環。祭祀祖先作為中國本體性價值的附著物和衍生物，也體現著中國本體性價值的特征——“世俗性”。
祭祖的世俗化出現在西周。西周以前，人們祭祖動機是出於對祖先神秘而偉大的神性力量的尊崇和敬畏，祈求得到祖先的保佑。而到了西周，祭祖既是為了得到祖先福佑，也是為了敬宗睦族，張揚孝德，具有顯著的宗法性。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希望盡量驅除祭祖中的鬼魂崇拜等超自然因素，淡化“保佑”色彩，而盡量增加祭祖中的孝親人倫等世俗因素，強化“紀念”和“崇拜”色彩。總之，是要減少祭祖中人與神的關係，增加祭祖中人與人的關係。
祭祖的庶民化主要發生於宋代。周代春秋的祭祖活動宗法化後，表現出了很強的等級性，維護和加強著國與家的上下尊卑關係。因此，宋代一些理學家開始提倡祭祖的庶民化，把原來只適用於貴族和官僚階層的宗法活動推廣到民間。程頤和朱熹等人設計的庶民化的祭祖，雖然始終未正式載入宋、明、清朝代的國家法典，卻成為民間突破以往等級宗法制桎梏的理論依據，大大促進了宋代以後宗族組織的普遍發展，而且，民間宗族還進一步突破了宋儒的設計。耿羽認為，宋代以後民間宗族整合的範圍日益擴大，整合的穩定性也同時提高，祭祖活動在凝聚家族力量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祭祖習俗的時代變遷
新中國成立後，祭祖活動在各地不同程度地發生了一次重大改變：祭祖的個人化，即人們對於家族的崇拜和認同感減少，祭祖逐步成為個人情感的表達，祭祖的主題從“崇拜”轉向了“紀念”。具體有兩大變化，一是儀式的簡化，二是祭拜代數的縮減。前者體現出的是人們祭祖意識的衰微，而後者體現出的東西更加本質化——祭祖意識的內核發生了變更：從宗族到個人。
耿羽說，在社會學調查中發現，目前農村地區多數村民無論在家祭還是墓祭時只祭拜兩至三代的祖先，即只祭拜對自己有養育之恩、和自己有過情感交流的祖先，這表達的是個人的紀念之情，而沒有了對於家族的崇拜。宗法制主宰下的祭祖，個人情感是達到宗族認同的一個過渡，祭祖的機制設計是，從感恩懷念近祖的個體情感出發，逐步上升到服從和膜拜整個家族，有了個人情感作為中介，家族崇拜顯得自然而有人情味，祭拜近祖是保證祭祖綿延性一個不可或缺的潤滑劑。但是，目前祭拜近祖猶存而祭拜遠祖不在，個人—家族的鏈條發生了斷裂，祭祖只剩下了個人的紀念，而沒有了對於家族的崇拜，曾經的中介和過渡成為目前祭祖的主旨。
耿羽說，這種變遷的背後是崇拜性祭祖的傳統文化保障機制發生了變化，宗族在物質、組織、價值方面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衰落，尤其當家族綿延這個傳統的本體性價值瓦解時，人們的行為邏輯必定以個人為指向。於是祭祖儀式呈現出從整體家族的“崇拜”到個人化的“紀念”的轉變，家族集體記憶消逝而個人記憶凸顯。
台灣祭祖的源與緣
兩岸之間同根同源，同宗同祖，有著緊密的親緣和地緣關係。大陸移民遷入台灣後，迅速複制和延續了大陸的文化模式。台灣客家文化學者莊英章教授指出，以“唐山祖”為共同祭祀對象，可以稱為“大宗族”；以開台祖或其後代為共同祭祀對象，可以稱為“小宗族”。移民開發初期，為了盡可能容納更多的成員，同姓以“唐山祖”為共同祭祀對象，這是血緣與地緣的綜合產物，等定居時間漸長，子孫繁衍形成一定規模，比較單純的血緣組織成型，便以血脈先祖為共同祭祀對象，“移民型”宗族變為“土著化”的宗族。
耿羽說，無論嚴格意義上的血緣性的“小宗族”祭祀，或是同一姓氏聯合的“大宗族”，台灣祭祖儀式大致移植了大陸的祭祖儀式。家祭之禮，載於歲時，泉人日中而祭，漳人、潮人質明而祭。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都受中華文化哺育，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兩岸一家親”中充滿著親情、文化情和民族情。
自明清以來，在台灣的大陸移民在每年的清明前後，都盡可能派遣族人回到祖地與留在祖地的族人和家人一起祭拜祖宗。兩岸之間全面“三通”實現以來，返回大陸尋根的台灣同胞更是絡繹不絕。台南市西港謝氏宗親多年一直試圖在大陸尋根問祖，在福建省有關部門的幫助下，通過兩地族譜的比對，確定他們的祖先是從海滄石塘村分支到台灣。台南市西港謝氏宗親組團終於圓夢，回海滄祖籍地尋根謁祖，受到當地宗親的熱忱歡迎。
祭祖的公共化後，兩岸交流途徑也不斷增擴，如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中原(固始)根親文化會、黃帝故里祭拜大典和黃帝陵祭拜大典等等。台灣青少年在參加黃帝陵祭祖儀式，並瞻仰1946年台灣光復致敬團祭黃帝陵文碑後，十分感動，表示有一種追根溯源的感覺，來到這裡就知道自己的宗族從哪裡來、血脈是如何流傳的。
耿羽說，公共化的祭祖，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情感與信仰，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脈絡和基因，是維繫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的重要精神紐帶，對於不斷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進一步提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民族振興，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