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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探究：茅盾在“反右”運動中

http://www.CRNTT.com   2014-02-09 10:43:11

在第一篇發表在1957年6月17日《人民日報》上的表態文章《“放”、“鳴”和“批判”》中，茅盾開篇立意說：“批判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劃清界限，正是大‘放’大‘鳴’中必不可少的大‘爭’。”接著，他又痛心疾首地指出，右派們“集中火力，打擊積極分子，不分皂白地醜詆積極分子都是脅肩諂笑之徒；這是企圖威脅積極分子，孤立共產黨”，“右派們鑽這空子，誇大事實，企圖在群衆中間降低黨的威信，動搖人民對於社會主義的信仰，誘使一部分認識不清的中間分子跟著起哄”。這樣的說辭，固然符合那種模式化的批判話語，但最後一句，是否多少也有些切身體會呢？茅盾繼續批判道：“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把國家從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倒退下來，退到哪裡去呢？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麼？如果他們是這樣想的，那真是白天作夢！中國如果離開了共產黨的領導，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跟著來的絕不會是什麼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而是只會招來了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複辟，招來了殖民地的命運，招來被奴役！”表面上看，茅盾這番話意在重申“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但是話語邏輯則完全混亂，因為一個基本的常識是，如果取消無產階級專政，“跟著來”的若是“資產階級議會政治”呢？那樣豈不就不會導致帝國主義的複辟、殖民命運和被奴役的結果了。顯然，茅盾在這里是為批判而批判，為批判造聲勢，至於學理是否嚴謹，恐怕管不了那麼多了。 　　在1957年6月26日《文匯報》上發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中，茅盾一面繼續批判右派言論和行徑，如說：“右派野心家對於共產黨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進攻，現在看來，是有計劃、有步驟的（根據報上所揭露的材料），右派的骨幹分子是哪些，現在亦陸續在暴露出來了”；一面針對“中間分子”剖析道：“中間分子之所以跟著起哄，當然是因為他們思想上和右派有共鳴。他們好像自己以為是幫助整風，而其實是從右的一面表示了對於共產黨的領導、對於人民民主專政的不滿情緒；這就證明了他們的思想改造功夫沒有做好，雖然他們自己是不肯承認的。”為此茅盾倡議道，既要“踴躍參加‘鳴、放’”，又要“時時檢查自己的思想，和自己頭腦里的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作鬥爭，換言之，即在鳴、放之中繼續厲行自我教育——即思想改造”。如果結合茅盾的“冒失”發言，這樣的文字怎麼看起來都有點像他的夫子自道——在檢討自己思想改造得不好。如果言中了，那麼可以想見茅盾背負了怎樣的壓力，又怎樣聰明地不失時機地化解了這一壓力。 　　在第一屆全國人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茅盾一邊肯定了1949年來的文化成績，一邊駁斥“右派”對文化工作各種“今不如昔”的言論，並將文化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歸結為“作家、藝術家沒有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對於工農兵的生活、思想、感情不熟悉”，出路只在於繼續進行思想改造。同時，茅盾也緊密配合最高領袖的指示，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修正主義”。他說：“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要求在文化藝術部門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對文藝創作的指導，否定計劃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必要性，等等。一句話，修正主義企圖為資產階級奪取對文化藝術的領導，借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製造自由市場，使毒草滋蔓，毒液橫流，毒化人民群衆的思想意識，為資本主義複辟作思想准備。”茅盾還進一步指出：“許多人發出種種錯誤議論，或者由於他們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面性，把局部現象誇大成為全般事物；或者由於他們存在著濃厚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對於新社會、新制度、新生活不習慣，在驚濤駭浪中迷失了方向，受了右派分子的影響而隨聲附和；也有一些人本身就是右派分子，對於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極端仇視。”最後，茅盾發出號召：“我們必須同這批右派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徹底加以殲滅。我希望文化界同人一致起來同右派劃清界限，展開論爭，辨明是非，堅持真理。已經上了右派當的人，應該趕快回頭，同人民一起跟右派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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