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 ->> 文化大觀 】 【打 印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第11頁 第12頁 第13頁 第14頁 第15頁 】 
日本民族文化再發現

http://www.CRNTT.com   2010-12-02 14:33:38  


 
  日本的國族困惑

  日本在19世紀開國之後,特別是明治維新步入世界強國之林後,在國家與文化的認同上即存在一個“歐”、“亞”的問題,這給日本的國族認同造成了困惑,而戰爭的動機與鄰國的關係也與這個大問題緊密相關

  日本作家兼導演伊丹十三1986年的電影《蒲公英》中有一個場景,一群穿著西式宴會服裝的年輕女士正在主餐廳中上“魅力學校”的課程。今天教的是吃意大利蛤蠣面的禮儀,教師是餐廳的女主人,她對學生們說意大利面條應該靜靜地享用(不像日本面條,可以大聲地從碗裡吸出來)。她優雅地將叉子送到唇邊做示範,這時房間對面突然傳來響亮的嘖嘖聲。大家都扭過頭去,發現一名外國人正狼吞虎咽地吃著盤子裡的意大利面。女孩子們都疑惑不解,教師則勃然大怒。結果,全班的人當然都放棄了修習餐桌禮儀的努力,衝動地加入了外國導師的行列,響亮地向蛤蠣面發起了進攻,好像那是日本拉面一樣。

  電影攝制者的觀點明白無誤:西方知識是權力和權威的源泉,日本人狂熱地模仿西方,因此總是要從外部尋找權威,結果他們對自己的身份總是感到疑惑。

  19世紀後期,日本人學習和效仿的重點從中國轉向歐洲,又逐漸轉向美國。

  整個20世紀,日本的知識分子都在殫精竭慮地定位、定義“日本特性”的實質。在日本這樣的一元社會中,他們如此執著的努力充分表明,文化上的矛盾心理以及長期依賴不同於本土傳統的外在價值和行為,已經導致了反覆出現的疑惑和絕望情緒,類似於民族身份危機,這一結論可以從很多地方找到充分的證據。

  1911年8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剛成立的學習院裡做了題為“現代時期的日本文明”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把他所謂的“道德平衡的喪失”和日本對西方奴隸一般的模仿直接聯繫了起來:

  簡單來說,西方文明(我是說,一般意義上的文明)是從內部生成的,而日本的文明是從外部生成的。“內部生成的”事物自然而然從其本身發展出來,如同鮮花綻放,先是蓓蕾初開,然後花瓣向四周展開。而“外部生成的”事物總是由於外在的壓力而被迫呈現出某種特定的樣子……

  這種主體價值的喪失讓日本對西方列強亦步亦趨。日本在二戰中的戰爭行為後來被一些研究者解讀為,日本作為後來崛起的強國,必須按照西方列強設定的遊戲規則行事,即弱肉強食的殖民體系,日本如果不殖民他國,就會被他國殖民,這種思維模式既給他國也給日本帶來了災難。

  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中曾指出:“近代日本人的國際觀是在‘東洋對西洋、文明對野蠻’的框架內形成的。在按道德畫線時,日本把自己劃歸為東洋。在按文明畫線時,日本又把自己劃歸為西洋。”例如日本民族主義者石原慎太郎的發言,就表現出這樣的困惑。儘管石原慎太郎對美國與中國都有所批判,但兩者作為對日本的“威脅”,意義迥然不同:石原口中的美國是一個蠻橫的壓迫者,以偽善的世界警察姿態四處干涉,而日本明明有能力與之平起平坐,卻又因膚色之故受盡歧視,因此必得加以譴責,並以亞洲特有的文明價值來聲稱日本比美國更優越,從而與之競逐普遍霸權地位。相對的,中國則是一個落後的、反人權的、不遵守文明世界遊戲規則的麻煩製造者,同時又是亞洲安全的威脅者,因此日本不時以文明承載者的姿態對中國指指點點,甚至提醒軍事同盟的美國一起防範中國。石原想帶著亞洲對抗西方,是複制戰前日本由“脫亞”而“興亞”的圖式,遮掩其不被美國平等接納的狀態;但當中國經濟超越日本的預言蔓延,甚而與日本競逐區域領導者時,石原又必須拉著日美同盟的力量來箝制中國,從而強調其比中國更優越、更符合現代性的文明身份。

  然而恰恰是在石原對於中國的抗拒中,透露出日本依舊在歐亞之間無家可歸的困窘。從戰前的帝國主義岐路到戰後的經濟大國路線,日本的國家主義是追隨著西方文明的價值而亦步亦趨發展起來。正如酒井直樹在分析戰後日本發展經驗時所指出的,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之間存在著互為表裡、相互形塑的關係,戰後日本對於現代性的追求,其實是以日本的“美國化”為目標,因此既已無力對日本的發展模式提出反省,那麼即便選擇了以特殊化的日本民族主義形式來批判美國,最終衣只是再次確認美國價值的優越性,也強化了日本的無力感。

  (參考資料: 《無約束的日本》,論文《如何正常,怎樣國家——走近石原慎太郎的國族叙事》)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第11頁 第12頁 第13頁 第14頁 第1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