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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專訪：從G20看中美中日關係 | |
http://www.CRNTT.com 2019-06-26 00:27: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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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同日美之間的貿易衝突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一點也是最大的不同是美日和中美關係的性質不同。美日即使是在貿易衝突當中，雙方還依然是軍事安全上的盟友。而中美之間則是沒有這種關係的。中國和美國是兩個相互獨立的主權國家。以往關於貿易摩擦的研究，很少關注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無論是美國與日本、德國還是歐盟之間的貿易摩擦等，傳統上都是有特定的軍事關係存在，軍事關係既是減震器，也是安全閥。而美國對於獨立的主權國家，通常都是經濟制裁，比如對俄羅斯。因此，中美目前的貿易衝突是一種混合型摩擦，發展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第二點不同是國際經貿多邊體制的不同。美日當時解決貿易衝突是在GATT（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框架之下，雙方將GATT最終轉變為WTO（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貿易的多邊框架從傳統的貨物貿易轉向容納知識產權、與貿易相關的投資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等，這些內容主要都是發達國家之間談判之後完成的。但是今天的中美貿易摩擦實際上很難在WTO框架下解決，因為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已經不再堅持WTO的有效性，特朗普對傳統多邊主義持批評和否定立場，另一方面中美之間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調整起來需要更長的時間，而WTO在前一輪多哈回合談判中並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性成果，累積的舊問題很多，再加上中美貿易摩擦這個新問題又出現了，解決起來很不容易。第三點不同是當年的日美同如今的中美之間發展程度差距的不同。20世紀80年代後期，美日貿易摩擦最嚴重的時候，實際上日本已經是一個人均收入和人均GDP超過美國的一個國家，日本在發展程度上和美國是非常接近的。而今天中國的人均GDP大概不到1萬美元，但美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6萬。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實際上是發展中國家同最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衝突，這在20世紀是少見的，即便是二戰爆發前期美日發生經濟衝突時，日本的人均GDP也接近美國的30%，因此中美在這個收入水平差距上發生衝突，可以說是百年未有之大事。 至於日美當年的貿易衝突能為中美如今的貿易衝突提供什麼樣的借鑒，我覺得有些是不能借鑒的。首先需要強調的是，處於同盟關係的兩國為了維護政治關係和安全關係實際上是有助於降低、減緩經濟衝突的。因此，美日之間在80年代雖然有著貿易上的衝突，但總體上是可控的。可控分為兩個方面，其一，美國是有底線的；其二，日本也是會考慮讓步的。當年美日雙方的決策者都會考慮將衝突約束在經濟層面來解決，不能使其衝擊雙邊同盟體系基礎，後者是美國體系的基石。但是，如今中美之間的底線可能突破貿易、技術和金融層面，甚至將來不排除會涉及到中國的邊疆問題、台灣問題等。對於此，中國要有底線思維——要考慮清楚我們的核心利益。要告訴美國我們的底線在哪裡，對於我們的核心利益堅決不能讓步。因為，從美國的發展歷史來看，這個國家儘管某些時候不乏對華友好的姿態，幫助過中國的發展，但都發生在美國有清晰的對外戰略、美國與中國實力差距較大的時候，但是目前美國決策層不僅對美國國家利益是什麼存在嚴重分歧，而且日益擔心中國對美國世界地位的衝擊，美國鷹派不會放棄卡住中國脖子的機會。 至於可借鑒的方面，美日當年解決貿易摩擦的辦法是將雙邊的貿易摩擦轉變為多邊談判的一部分，就是把GATT轉變為WTO。日美把雙邊的貿易赤字、貿易失衡問題轉變成一個多邊的內容。轉變的方式是，日本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資，以此帶動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然後通過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出口。這樣的調整使得美國所統計出的貿易赤字來源呈現出分散的狀態，也就降低了美國對貿易赤字問題的敏感性。 如今，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也可以通過多邊體制和規則的調整來解決。中國自己實際上也開始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通過國際產能合作等，把一部分產能轉到相關的國家，比如說把我們的一些紡織品轉到東南亞地區的越南、柬埔寨以及南亞地區的孟加拉國等，甚至也可以轉移到非洲，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出口至少在統計上來講就不算是中美之間的貿易，儘管這些國家的紡織業的發展也需要中國公司的支持。把“雙邊”變成“多邊”是美日解決貿易摩擦的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而且現在比30年前有著更加有利的條件。20世紀80年代以後，世界經濟結構發生變化，跨國公司日漸主導全球貿易，使貿易在國家之間的轉移變得更為容易。另外一種思路是，我們提出了第三方市場合作，即“中國＋發達國家＋發展中東道國”這樣一種新的機制性安排，除美國之外的很多發達國家對這一思路都是贊同的。因為對很多發達國家來說，在面臨世界經濟前景高度不確定時，中國這樣巨大規模、處於高速成長中的市場是一種穩定器，通過聯手中國去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將獲得更高的回報率。 制度也是調整利益紛爭的一種容器或者一種設計。我們可以去達成一個新的多邊制度框架，然後就能夠把利益衝突約束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範疇。就此而言，無論是WTO，還是其他類型的機制，都需要一種新的思路。比如，我們可以與美國討論是否把“一帶一路”發展成一個新的多邊國際組織。但是也要看到，中美之間的衝突實際上不僅僅是利益衝突，中美衝突可能涉及到戰略、霸權、文明，協調起來的時間成本也是巨大的，因此不能過高期待中美之間短期內解決摩擦的前景。 中評社：日本作為中國“周邊外交”與“大國外交”的交匯點，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日本對待“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經歷了從抵制、觀望到積極參與的重大轉變，您如何看待日本態度的轉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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