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林波：全方位對立乃中日建交以來僅見
目前解決靖國神社的問題比較困難
就當前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問題及其解決的可能性來說，目前國內提出的主要有歷史問題、台灣問題、釣魚島以及東海等領土問題，近年還有一個常任理事國的問題，再大一點是兩國國民感情對立的問題。所以說，中日關係現在是問題成堆－－老問題沒有解決，新問題又不斷出現，有的是老問題以新的形式出現，所以形勢是比較黯淡一些。
靖國神社問題是目前國內關注最多的問題。客觀地去觀察這個問題，我覺得目前要解決這個靖國神社問題的可能性比較小。我們現在要求日本的主要領導人：小泉、外相、官房長官，這三個人不能去，至少首相不能去。不是說首相今年不去就行了，而是必須作出承諾，今後也不能去，從而使這個問題暫時性地得到解決。
為甚麼我個人對目前解決這個靖國神社問題比較悲觀呢？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小泉個人的性格及日本國內的政治形勢，使我們很難看到日本方面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意願。另外一個就是要放大一點，如果在小泉明年九月份離任之前解決不了的話，是不是離任以後可以解決呢？
我想在小泉離任之後也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緊接著的一個政權或者一個首相，可能自身主張不參拜靖國神社，可能一段時間在這個問題上不出問題。即使下一任首相承諾不參拜，等他任期結束之後怎麼辦？再後任是不是也不參拜呢？這是誰也保證不了的。
日本對台灣問題的態度大轉變
日本對台灣問題的介入越來越公開化，越來越直接，與日本過去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當然從法律的角度講，日本可能可以說自己沒有變化。因為六十年代日本的同盟條約曾經有“遠東條款”，該條款實際上是把台灣包括在“遠東條款”之內。雖然當時有這個條款，但是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之後，日本政府事實上一直迴避，或者一直是用模糊的方式處理這個事情，說明當時對中國還是有顧慮的。
但是從去年的“防衛大綱”開始，點到台海衝突的問題，點到中國的名。今年的二月十九號日本與美國的“二加二”會談進一步把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作為日美共同的戰略目標。這些舉動，與日本過去的姿態完全不一樣。比如幾年前日本的“周邊有事立法”，中國政府、中國學者多少人去問日本人，是不是包括台灣？但是他們一直不說，打死也不說，一直含含糊糊，只是說這不是一個地理概念。對照今天，這就是一個明顯的變化。
雖然法律上過去也是那樣規定的，但是日本人過去為甚麼不講？就是說明對中國有顧慮、有考慮。但是現在他們覺得這個包袱卸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日本認為中日關係現在反正已經壞了，我也沒有必要掖著、藏著，於是公開對中國施壓。
所以對台灣問題，今後大的方向，主要取決於中日政治關係能夠改善到甚麼程度；如果改善得比較好，或者是比較迅速，那麼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會發生一些變化。甚麼變化呢，就是回歸比較曖昧的態度，不會再信誓旦旦地表明美國介入他就介入，可能會說到時候再考慮。這樣就會產生一定的餘地，起碼不會鼓勵島內台獨勢力。這種比較好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我認為還是有的，關鍵取決於改善的程度。
領土領海問題要採取共同協商相互妥協的策略
領土、領海問題，比如東海問題，看起來很難，因為領土主權都不會退讓。但是實際上這又很簡單，為甚麼呢？因為在解決領土、主權爭端的問題上，過去要追求單方面百分之百的勝利的話，祇能是通過戰爭－－勝方強迫負方簽字，放棄對領土主權的主張，勝方完全取得領土主權。
但是現在看來，如果兩方同時主張對同一地區的領土主權要求的話，一個是協商解決，一個是訴諸國際法院裁決。中國目前沒有訴諸國際法院的意向，祇有通過中日間的協商。而中日之間協商解決，從理論上講，就是相互之間互諒互讓，所以我們在理論上能夠期待的獲勝值是百分之五十，當然日本也是一樣。但是最後的結果，我們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一或者百分之六十，但是沒有百分之百。
所以，這個問題要說難解決，也難解決；要說好解決，也好解決。就是因為在思路上，要共贏、要照顧雙邊關係的話，可能還是要採取一個妥協的策略。
國民感情對立已經涉及幾乎所有領域
中日兩國國民感情對立的問題，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難解決的問題。過往，兩國國民感情對立的情況也有過，比如八十年代日本教科書問題出來以後，我們也在文字上打仗，國內也在八六年發生過遊行。而與現在不同的是，過去對對方的不滿，基本上是集中在一個問題上，但是現在幾乎出現在所有領域。比如剛才講到政治領域很壞，經濟領域的不滿還在發展。
但是在我看來，還不是這樣，我認為如果政治關係好的話，經濟關係應該更好。根據我們去年的統計數據，中日經貿關係還在擴大，過去的努力正在開花、結果，負面的影響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來，還是處在過去積極作用的慣性之中。
我想，政治關係對經濟關係的變化，可能還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兩國國民情緒上的對立已經幾乎涉及所有領域，包括文化上相互對立的情緒。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幾乎所有領域都充滿著敵對的觀念。
政府也成為情緒化的角色
過去中日兩國之間出現關係緊張的時候，政府相對都比較理智。但是現在，兩國政府也在民間情緒的對立中，扮演一個情緒化的角色。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今年吵得很厲害、國內遊行示威之後，日本方面一直要求我們道歉和賠償。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我們一直拒絕道歉，認為錯在日方，中國憑甚麼道歉？但是日本說，不管根在誰那裡，你砸壞我的東西，損壞我的東西，就要陪禮道歉賠償，這是國際慣例。目前這個問題還在頂著。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中日政府之間也開始在頂牛。
從方方面面來看，目前兩國之間的對立，越來越難以處理，越來越難以駕馭，牽涉的面越來越廣，持續的時間又很長。而且，目前我們還看不到有一個有效的方法或者有效的渠道，甚至一個有效的方向去解決這個問題。
未來如何處理中日關係、解決歷史問題？從長遠來看，錯在日方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處理中日兩國關係中，把歷史問題放在一個甚麼樣的位置？是不是要持續將歷史問題作為中國對日外交的第一課題，也就是說，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別的都免談？還是說，我們將之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但不是第一重要的問題？如果這樣調整對日外交，會不會出現一些新的可能性？這些，對於中國的對日外交來說，也是一個新的考驗。
當然，我們要作出這種調整，國內也有一些問題，因為國民對這個問題看得也比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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